陈志武用大数据的量化来研究历史.docx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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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用大数据的量化来研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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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以前学者从定性研究推出来的假说放在一起，通过找到大样本的数据，然后在那个基础上进行统计、计量、验证，最后告诉我们：哪一个假说是站得住脚的，哪一个假说站不住脚”

本刊记者徐琳玲发自上海、南京

编辑郑廷鑫rwzkwenhua@163.com

“妻妾价格研究”、“传统社会里女性如何被用作避险资产”，经济学家陈志武做梦也没想到，这两组字眼，怎么就把他卷进舆论漩涡里。

自4月下旬开始，一张手机拍摄的学术讲座宣传海报照片在微博、微信朋友圈里被疯狂转发。这张印有“上海财经大学讲坛”字样的暗红色海报上，这两行看上去活色生香的演讲标题，字体粗黑，排版无任何多余修饰，昭示着这是一场严肃的、内部的、小范围的学术交流活动。

好奇、质问、兴奋、疑惑，还是如潮水一般涌向这位一直以理性、温和示人的学者。首先向他发起诘难的，是一位在职业妇女圈里很有组织力和影响力的女性友人。“她在微信上问我：你真的要讲这个话题？我说为什么不可以。”

感觉到对方竭力抑制的怒火，陈志武当即就把讲座的PPT、文章都发了过去，“我做了一些解释，我说我研究这个话题，并不是说贬低妇女的地位和权利，恰恰相反……”

自那一天起，这位女士就没有和他说过话。“我感觉她再也不想和我说话了。”

来自男性朋友和熟人们的古怪反应，同样令他哭笑不得。他们大多面露暧昧的表情，毫无例外地显得兴致勃勃。在一个由社会精英人士组成的微信群里，有人打出一张笑脸，问他：陈志武，是不是你骨子里面还留恋着三妻四妾那个时代？

“我很愤怒，这是对我的一种侮辱。这是我这些年里听到过最最低下的说法。”他微微皱起眉头，有点无奈地苦笑。“我感觉，在中国的社会环境，对什么是真正做学术研究的心态和姿态，没那么多人在意和尊重。只要人类社会，不管是今天还是过去，有过这样的一些现象，我们就应该去追问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驱动力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基本的职业训练。”

“听话的资产”远远比不能够听话的土地，更有吸引力

人物周刊：是什么触动你开始这个课题的研究？

陈志武：大概10年前，我们看到徽州的一些账本，记录了一个大家族的家族企业把十几岁的女孩儿买过来做奴婢，然后把这个作为一笔资产记在家族企业的账本上。从那以后，每年的资产负债表里面都会记录下来。里头有一个女婢，当初是花了7两银子买下来的。

从2006年到2007年，我在清华招了一个博士后云妍，让她跟我一起研究十八九世纪中国的有钱家庭对财富是怎么样进行保值、升值和投资安排的。就是现在许多人所关心的投资理财结构：你有多少投入股票，有多少投入债券、黄金，有多少投入房地产，有多少放在企业经营型那种资产里面。

云妍通过清朝十八九世纪士绅官员的抄家报告查到了这些资料。不管是江苏、浙江还是湖南，这些腐败官员被抄家的时候，家庭财产报告记录里普遍都有“家奴”一项。而且，更让我很吃惊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负责抄家的官员都很清楚：在被抄官员家中的哪些人是放在这一家的财富和资产组合里面，哪一些人是不放进来的。譬如和珅，他的妻子、儿女、孙子等等，都不会被记录在抄家报告的资产部分，但他有多少个家奴，女的男的，每一个人值多少钱，都有相应的价格，平均是12两银子到14两银子，然后再乘上人数。这说明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哪些人被当作是资产和经济工具，哪些人不是。在不同的朝代，人作为奴隶、作为资产是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现象，不只是现象，而且是一个体制。

我们在研究妻妾买卖这些数据的时候，有很多人觉得很奇怪，说妻妾怎么可以买卖？实际上，中国社会历来都是可以买卖人口的，人跟经济工具金融工具、跟资产没有那么大的区别。而且，在世界其他地方的传统社会里，无论英国、非洲，都有普遍的、类似的现象。

人物周刊：你之前是因为看了一个徽商家族企业的账本，再后来是清朝腐败官吏的抄家报告，在我们熟悉的《红楼梦》里，也有家奴以及“家生子”的说法。这些都属于社会中上层的富裕阶级。在你们的妻妾市场价格研究中，数据来源是乾隆至光绪年间的“刑科题本”案件档案，这里头是不是大多数属于社会下层？

陈志武：对，更多。

人物周刊：一般理解，这些处于生存线上的家庭可能都还想不到娶妾或者买家奴。譬如，他给儿子娶一个媳妇，是作为一个家庭成员来看待的，并没有当“避险”资产来备荒年的这种动机。

陈志武：当时不一定要明确地想到这一点。从做研究的角度，我们看的是他的实际行为——一旦发生风险事件，譬如灾荒出现的时候，他是怎样用手头的这些资产。如果他是把妻妾或者女儿作为资产来变现，就是“避险资产”。因为当这些风险事件发生的时候，他就把这些人变现来对抗、对冲风险事件带来的冲击。

人物周刊：也就是说，娶妾的最初动机并不要紧，而是当风险实际发生的时候，这个家庭是怎么做的，如果他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