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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喻理论在历史性公共空间设计中的应用与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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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具有教育意义的历史性公共空间建筑们的建成，顺着时间发展串联各大历史结点，形成相互交织的线条，构建世界的发展。公共空间建筑一般具有保存、教育的文化功能，历史性的公共建筑更承担着传承与发展的功能。本文以隐喻理论为切入点，研究美术馆、纪念馆等同类型公共建筑空间设计中特色的隐喻意义的应用，探讨建筑形式和空间设计中的隐喻表达，寻找隐喻在空间设计中应用的意义。

关键词：隐喻理论;公共空间建筑;美术馆

1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

隐喻在文学中是人们常用的一种修辞手法，随着文化的逐渐进步发展，各个学科之间相互联系研究，到现在，建筑学、设计学也产生了对隐喻的积极探讨、研究。Lakoff和Johnson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提出的概念隐喻理论（CMT）引发了隐喻研究的一场认知革命，CMT认为，隐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它不仅存在于语言中，还存在于生活中。[1]

1.1隐喻的系统性

隐喻是具有系统性的，“隐喻的实质是通过一类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另一类事物，”是系统之间、各部分之间的完美映射。概念隐喻内部的系统性主要体现为源域内部的多个特征向靶域的系统映射，概念间的系统性体现在“用多个具体事物对一个抽象事物进行认识”和“用一个具体事物对多个抽象事物进行认识”。Lakoff和Johnson在书中说过“我们系统地用一个概念域的推理模式来对其他概念域进行推理”，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概念隐喻，并且把这些系统性的对应称为“隐喻映射”。隐喻涉及所在领域整个系统内部的关系转移，因此隐喻概念具有系统性的特点。[1]语言中的隐喻系统是可以很完美地运用到公共建筑空间中的。

1.2隐喻的符号象征性

根据恩德尔·特尔文（EndelTulving）的理论，在长时记忆中存在着相互独立、有所区别而又相互影响的记忆系统——情景记忆和语义记忆，因此符号的语义通过记忆、组织与表征，形成意义和解释。隐喻的概念化在抽象的系统理解中，也需要以符号作为支撑使人们产生连续性的想象。[2]物体之间的象征联系是与社会和文化背景相互交织的，受到时间、地点、背景环境的影响。“概念隐喻”能够突破时间、空间、思维的局限性，重新组装合成，却又不失设计意图。

在设计中，设计师对隐喻的表达并不是直观地描述具象的思想感情，而是由设计师通过材料、工艺、审美等多重要素共同构成的象征符号和观者以往的经验体会结合，产生形态知觉系统性联想，并引发情感反应。

2“隐喻主义”在公共空间设计中的表达

隐喻主义是一种特殊语言，在不同时代的建筑形态和空间设计中都存在隐喻性的社会人文意义。王立山在《建筑的隐喻结构——对建筑叙述学中一个重要课题的研究》中认为：“建筑的隐喻是指人通过建筑本身所显示的人的精神或心理、情感态度或某种认知关系。”[3]他认为，某一概念的产生与发展是人的认识实践活动决定的。[4]為铭记日军在侵华战争中进行的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暴行而建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又称江东门纪念馆。该馆于1985年8月15日开始筹建，纪念馆在设计中经历了多次改变、再设计;2015年完成三期工程设计，在继承二期工程灰色的沉重、哀悼的隐喻意味设计基础上，加入了与新时代接轨的圆满、胜利、浴火重生的向前发展的隐喻思想。灰色立柱在其建筑中是重要的象征符号，与中央的扁圆形广场结合，代表“万众一心”，而77根立柱，象征着“七七事变”。灰色的整体色调作为系统隐喻，建筑元素作为象征隐喻，与中国的惨痛历史相互映射，构成隐喻性的设计，使每一个去过或看过图片的人震动，产生内心共鸣。

长沙美术馆于2015年设立，原长沙市博物馆旧址位于长沙小吴门外原清水塘22号，地处城市中心，曾为中共湘区委员会旧址纪念馆，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的长沙美术馆位于长沙市开福区清水塘，是在原长沙市博物馆的基础上改建而成的。从原始城市山林到民国时期毛主席故居、诗词碑廊，再到“文革”时期原毛主席纪念馆、毛主席雕像，保留了珍贵的城市记忆，如今改建成长沙美术馆，将城市文脉延伸到了现代。这些历史脉络，使长沙美术馆具有独特的人文含义。长沙美术馆与第一师范、新民学会、橘子洲头、船山学社、毛主席故居这几个极有代表性的红色地标，在长沙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红色精神道路。长沙美术馆继承了经典红色基因，成为了红色主题的历史性公共建筑，发扬了红色精神。

长沙美术馆以红色建筑符号体系和红色精神贯穿设计的始终，太阳是这个红色建筑符号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代表红色精神具有革命意义。改造后的新美术馆如鲜红的太阳冉冉升起，跨过地平线，给人带来新的视野与灵感，具有鲜明的象征隐喻意味，反映了当时的争当先锋的时代特征。旗帜，是红色经典建筑中的又一重要符号，以建筑为尺度，提取抽象的旗帜元素，艺术化表达延伸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