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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士英研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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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年4月20日，本刊编辑部举办了一次“马士英生平事迹研究暨黔赣历史文化交流座谈会”，来自江西省文史研究馆、江西省八大山人研究会以及本省文史专家二十余人汇聚一堂，主要对马士英生平事迹作了研讨。此会起缘贵州学者陈昌繁先生去江西查找马士英资料，得到江西省文史馆、八大山人研究会、八大山人纪念馆等机构的热情接待，其中几位先生对南明弘光朝内阁首辅、贵阳马士英有研究，希望能够与马氏故乡贵州的学界进行交流。丛刊编辑部认为此事值得一做，因为明清之际的史乘几乎众口一词，对马氏的评价都是负面的，其中歪曲史实、肆意污蔑也不乏。不管马氏是什么样的人，也没有为他翻案的必要，但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是应该的。编辑部的设想得到了省文史馆领导的批准和支持。这是第一个以马士英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会议。由于准备充分，会议开得很有质量。专家学者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气氛很活跃。座谈会后，代表们还考察了位于贵阳市白云区的马氏墓群以及修文县王阳明谪黔遗迹。以下所刊，是这次座谈会论文及发言稿的一部分。

马士英被清军俘杀害四百年来，舆论几乎是一边倒，大抵是马士英专权误国，重用阉党，推翻逆案，迫害正人，导致弘光政权迅速倾覆。一曲《桃花扇》使他丑名远播，尤其是《明史》将他列为奸臣并与阮大铖合传后，似乎就成了铁案。贵州人也觉得他丢脸，不愿认这个老乡，地方志不为他立传。但数百年来，也还听到一些零星的不同评价。

最早比较客观地评价马士英的是他同时代的人、抗清的烈士夏允彝、夏完淳父子。夏允彝在其《幸存录》说：

“马士英素以才望称，其阔大不羁，或亦边材之选，而用之政府则乖甚矣。”

“如士英者，本无意于误社稷而社稷为墟，本无心于敛贿赂而赂门大启，本无心于剪清流而清流尽逐。及其遁也，既不守城，又不卫上，第云奉皇太后以行，所至纵兵大扰，卒未尝与虏一战。谓非天下罪人，安可得哉？方诸奸欲起大狱、肆诛锄之时，即余亦赖士英知其无辜得免陷阱，谊当私感，然不可以废公论也。万世而下，亦以余言为无私否？”

夏完淳与其父的看法是一致的，他在《续幸存录》说：

“史道陵（可法）清操有余而才变不足，马瑶草（士英）守已狼藉，不脱豪迈之气。用兵持略，非道陵所长，瑶草亦非令仆之才。内史外马，两得其长。此易之泰所以外小人而内君子也。今两暌焉，宜其流于否也。”

“阮圆海（大铖）之意，十七年闲居草野，只欲一官，其自署门曰‘无子一身轻，有官万事足，当事或以贵抚或豫抚任之，其愿大足矣。圆海原有小人之才，且阿珰亦无实指，持论太苛，酿成奇祸，不可谓非君子之过。阮之阿珰，原为枉案，十七年田野斤斤以十七年合算一疏，为杨（涟）、左（光斗）之通王安，呈秀（崔呈秀）之通忠贤（魏忠贤），同为通内（内廷宦官），遂犯君子之忌，若目以为阿珰，乌能免其反云乎？”

“士英豪宕有将材，四镇俱其心腹，督师淮左，有臂使之便，亦未为失人。既而士英拥兵入朝，遂假中官之援，清留辅政，于是有内外均劳之议，而可法出督师，士英兼揆枢（宰辅）矣。士英之人也，其心亦欲为君子，而可法一去，天下皆斥为奸雄，吕大器等群起而攻之，迨荐阮大铖而举朝唾骂矣。大铖之阿珰也，仍无实迹，致以落拓不羁之才，久踬田间，不为不屈，且其欲得者不过远方一抚臣耳，廷臣谓大铖一出则逆党尽翻，逆党一翻则且上骎骎问三朝旧事，诸君子将安所置足乎？于是一呼百和，众论沸腾，士英见满朝异议，愈结内宦及外镇为援。士英之力本可钳制内外，一假其力，遂横不可禁。士英自谓得计，亦失计也。大铖所求不得，其毒愈张，故佐枢命下，斥逐空庭，恶遂不可遏，未必非廷臣激之使然。”

《幸存录》引起黄宗羲大不满，斥为“不幸存录”，作《汰存录》以驳之，说“君子小人无两立之理”，“今古为君者昏至弘光而极，为相者奸至马士英而极，不待明者而知之也，有何冤可理？”又说说夏允彝是受他老师齐人张延登影响，以延登之是非为是非，延登是“攻东林者也”。攻东林就必然非，这已经是党派之见，不讲道理。夏完淳将马阮、东林（含复社）各打五十大板。可能黄宗羲没见到，要不他不会没有反应。

将近三百年后，民国二十三年（1934），安顺姚大荣先生才写了一本《马阁老洗冤录》，铅印出版，公开为马士英翻案。这是第一部马士英研究专著。此书分上下两卷，上卷首论《明史》以马士英列奸臣传，诬罔不公。主要论点是：《明史》马士英传系根据《桃花扇》为底本，孔尚任《桃花扇》斥马士英为奸臣是受左良玉家族指。以下分别论马阮合传不当；视马士英为奸臣始自叛臣黄澍、左良玉，而孔尚任《桃花扇》遵依黄、左之意，此剧传入内廷，明史馆的王鸿绪等不便立异，史案遂成；马士英之起用与阮大铖无关；马士英拥立福王，持正效忠；马士英知兵于江北历年战功驱流寇、复郡邑、擒叛将中可见；马士英绝无挟持弘光之迹；童氏、王之明两案非马士英所能主持，左良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