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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治理视域的突发事件舆情风险生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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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瑛

摘要突发事件舆情作为一种治理风险，对社会和谐稳定产生着重要影响，对政府风险治理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然而，风险是有规律性可寻的，无论是从它自身的生成和演化来看，还是从我们的应对和导控来看，都是有其根由的。因此，从源头入手，把握具有原发性质的突发事件舆情孕育、扩散、变换和衰减这一舆情生命周期演化过程的风险，通过对不同形式的风险进行分析，成为进行突发事件舆情风险治理的前提和重要基础。

关键词风险治理；突发事件；舆情；风险生成

G2A2096-0360（2018）16-0001-05

互联网改变了传统媒体时代的信息格局，打破了媒体和民众之间的壁垒，构筑了普通民众有效行使话语权的平台。互联网交互性的、扁平的复杂传播模式，深刻影响了突发事件舆情的传播方式和影响力，带来了整个传播活动的巨大变化[1]52。突发事件舆情生命周期存在着孕育、扩散、变换和衰减不同阶段，其风险链中最早起作用的是突发事件舆情自身，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具有原发性质的原生风险，也成为进行风险分析和舆情导控的起点。

1舆情孕育阶段的风险分析

一般而言，突发事件①往往是意外地突然发生的重大或敏感事件，因其发生突然而重大，往往具有较大的危害性和影响力，通常称之为“危机”。在网络时代，突发事件一经网络反复转载和迅速传播，将在互联网上持续发酵，事件影响力随之扩大，容易导致舆情的发生。突发事件自身的特殊性决定了其生成社会舆情的必然性，当然，针对不同的突发事件，在舆情“刺激—反应”模式[2]的演化进程中，舆情烈度有所差别。

突发事件发生后孕育网络舆情已是一种常态化现象。通常来看，突发事件通过网络孕育舆情的基本路径是：在场者发布信息—浏览、评论、转发等方式传播信息—互动讨论—形成不同意见—某种带有利益诉求或价值观念的意见形成网络舆情。突发事件舆情在孕育阶段存在的风险主要在于起始阶段信息的快速传播，主要有3个方面的影响因素。

1.1突发事件信息自主发布与传播的影响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发展，网民的信息发布意识、参与意识越来越强，“上头条”“博眼球”等愿望和诉求也越来越多，许多突发事件往往是在场者的新闻发布，这些在场者可能是事件的亲历者，也可能是事件的旁观者，他们利用在场的便利，将在事件现场获得的材料和感知以文字、图片、视频等形式发布到自媒体平台或网站，而且，往往是多位在场者通过不同视角所进行的不同形式的信息发布，客观上起到相互印证、相互支持的作用，又进一步增强了信息的真实性。因此，“在场”信息的真实性很容易得到更多网民的普遍认可，使突发事件能够在瞬时间得以大量传播，引发广泛社会关注。这种自主的在场信息发布不仅具有极高的真实性和新闻价值，而且使在场者的信息发布成为突发事件舆情产生的首要条件。

1.2新媒体传播效力的影响

由于互联网具有集合性媒体的特征，多种形式的信息都可以在互联网上呈现，这使得新媒体舆情的传播形态更为多元（见表1）。信息呈现形式不再单单只有文字，视频、图片、符号、谐音字等新形势层出不穷，大大拓展了信息表达形式。在这种多样化表达形式传播过程中，信息的无缝隙转发所带来的传播便利大大加快了传播速度，同时网络社群所具有的信任效应也大大提升了信息的传播效力；更为重要的是网络大V带有倾向性观点的评论和转发，往往使得突发事件的快速扩散。这些都对突发事件舆情的早期孕育产生极大影响。

1.3政府的回应质量和速度的影响

政府虽然不是突发事件舆情的制造者，但却是舆情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特别是政府在舆情孕育阶段能否抓住舆情处理的黄金时间段及时进行有效回应，成为突发事件能否发展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舆情的一个关节点。有些政府部门在突发事件发生后，不是以积极的态度坦诚面对事件本身，而是采取封网、禁止评论、删帖等网络公关方式，试图压制舆情的爆发，但往往适得其反，还会错失应对良机。特别是近年来，网络删帖、封堵等方式遭到一些人的不满，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甚至还打出“公开”“自由”的旗号加以抵制，从而为政府处理舆情工作增添了难度。此外，政府的回应行为本身也往往会成为舆情危机的一部分，政府表现的良好或恶劣、行动的及时或迟缓、应对的有效或无效，都可能成为舆情孕育的源发性因素，这也对政府在突发事件的风险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舆情扩散阶段的风险分析

突发事件的舆情扩散，往往遵循一定的规律。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随着电子邮件、微博、微信等多媒体工具的广泛使用，輿情演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不可控态势。网络传播是一种放射状和旋涡型复式传播[3]，而且由于网络层级的复杂性和构造的多向性，网络传播有时具有涟漪般逐层扩展其效应的特点[4]。在网络传播规律的作用下，传统媒体传播的“树状结构”“一对多”模式，已经形成网络传播“网状结构”和“多对多”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