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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及唐代的佛教刺绣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供暖教弥增”（佛教因造像众多，故也称之为“像教”）的时代。“领目蒲桃绣，腰中合欢绮”（南朝沈约诗），刺绣除了继续不断地发展和扩张日常生活中的衣饰、佩饰范围和层面外，也开始为宗教服务。佛教信徒为表示虔诚，便选择表示尊荣并耗时费工的刺绣，绘制佛像。谓为绣佛。如现存最早的北魏时期的《刺绣佛像供养人》残片，四女一男供养人，均穿胡服，身旁各绣名款。供养人的长衫上还乡有忍冬纹和卷草纹，显示了佛教外来文化与本土文文化在刺绣上的相互交融。该绣片儿除花边外，均为满地施乡。佛像乡法严整精工，不少乡像流存到英国、日本的博物馆中。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到了后汉末叶桓灵二帝的时代（147—189），记载才逐渐翔实，史料也逐渐丰富。其时，西域的佛教学者相继来到中国，如安世高、安玄从安息来，支娄迦谶、支曜从月氏来，竺佛朔从天竺来，康孟详从康居来。由此，译事渐盛，法事也渐兴。

传入我国的佛教文化，很快就与传统的汉文化相融合，渗透到各个领域。《后汉书·西域传》中叙述桓帝奉佛之后说，“百姓稍有奉佛者，后遂转盛”。于是，佛教文化渗入“女红”，为信奉佛教的刺绣艺人所接受，佛像人物、佛经也就成为了刺绣艺术的题材。一种具有佛教文化、体现为宗教服务的绣品，由此应运而生。

唐代以后，刺绣向精致化发展并有了重大转折，除继续作为衣着装饰实用品外，开始出现纯审美观赏性的艺术绣品，刺乡艺术更加精湛，其原因有：绣法上的推陈出新、齐针绣等绣法，并加以综合运用，针法多变，使绣纹日趋精美。唐绣还辅以金银、缀珠及和色技术，运用金银线盘绕图案轮廓。五代时建都于开封的后梁，有个叫张率的，写了一篇《乡赋》，描绘了当时刺绣发展的精湛工艺：“若夫观其缔缀，与其依放，龟龙为文，神仙成像。总五色而极思，借罗纨而发想”，并盛赞绣品艺术的高超：“具万物之有状，尽众化之为形，既锦华而稠彩，亦密照而疏明，若春隰之扬花，杂青松与芳权。”

书画入绣，形成观赏性的艺术绣。自晋唐以来文人士大夫嗜爱书法并及于绘画。刺绣深受绘画艺术影响，尤其是工笔花鸟画对刺绣的影响最大。文人们的积极参与，使刺绣与书画结合更加紧密，以至于形成了画师供稿，艺人刺绣，画绣结合的新趋势。唐代刺绣无论有无图案，皆满地施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