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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服务育人共同体中参与主体行动逻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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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瑞雪

摘要：高校服务育人共同体内的各参与育人主体都具有自身的行动逻辑，他们除了是目标一致的协同参与者，同时也是围绕责、权、利关系而形成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在这个制度框架下，服务育人共同体内成员在平等互信的基础上，尊重、承认彼此间的利益差异，是服务育人共同体运行与发展的起点。

关键词：服务育人;共同体;行动逻辑

：G647.4：A：2096-3866（2020）22-0-02

一、高校服务育人的内涵

“育才造士，为国之本。”育人是高校的工作重心，也是高等教育的重心任务。“服务育人”是指在为接受服务者提供服务的过程中，服务行为的发起者通过服务形象、服务态度、服务行为、服务环境等显性因素，在隐性的精神层面让接受服务的对象产生不同程度的心灵触动，对其学习习惯、生活习惯、社会公德意识的养成，乃至思想道德品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养成，都会产生积极、抽象、潜移默化的推动作用[1]。服务育人在过去常被作为教书育人与管理育人的补充，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校服务育人渐渐有了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上的服务育人，重点在强调教辅部门和后勤机关的服务职责，这些部门的服务性工作，为师生创造良好的工作，把党和国家对师生的尊重、关心与爱护体现在具体工作中，达到服务育人的目的。广义上的服务育人则强调“大服务”理念，同国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相一致，打开服务育人新格局，将教书、科研、实践、管理、文化育人等着眼学生、聚焦学生、围绕学生的育人模式与环节纳入服务育人网络中，对学生的行为方式进行塑造，培养其理想人格及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达成高校“立德树人”的育人目标。正是因为服务育人的外延不断扩展，因此构建“服务育人共同体”育人体系，成为突破服务育人瓶颈的新时代服务育人要求。

二、高校服务育人共同体的构建

共同体在西方语言中源于“共善”和“公共”，是古希腊罗马哲学和政治学中的重要概念。到了当代，越来越多的研究学者从共同体概念所置身的语境进行梳理和考察，对当代共同体的概念给出了不同的解读。韩启德认为，学术共同体就是一群志同道合的学者，遵守共同的道德规范，相互尊重、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推动学术的发展，从而形成的群体[2]。经过梳理不同学者对共同体的理解发现，尽管学科与语境不同，但研究者们对共同体的理解都有以下共通内涵：

第一，共同体是一个协作系统，真正的协作是在人们追求共同的目标中产生的。

第二，认同，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对自身生存状况及意义的深层次追问与确认，是共同体生成的基础。

第三，共同体中所蕴含的情感本质是不可磨灭的，归属感是能够维系共同体存在、被共同体成员所认可的行之有效共享文化与核心凝聚力[3]。

因此，高校服务育人共同体即是由教育行政部门、高校、育人企业与在校学生共同構成的以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达成“立德树人”目标的高校服务育人创新治理模式。

三、高校服务育人共同体特征

高校服务育人共同体不是一个机械的系统，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生命共同体。具体来说，服务育人共同体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服务育人共同体具有明确目标与指向。明确的目标与指向是服务育人共同体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共同体中不同参与主体的政府属性、企业属性与社会公众属性虽各自分离，但都具有“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自由的人”的共性目标，这一目标并不是脱离社会与国家发展的单纯的自然需求，而是将个人全面发展与社会、国家的发展融为一体的综合发展需求。因此，构建与实践服务育人共同体的关键便在于通过共同体内各主体间的多元互动，均衡参与主体间利益分配，强化目标导向，实现服务育人效果的帕累托最优。

第二，服务育人共同体具有共同的道德信仰与价值认同。道德信仰与价值认同是服务育人共同体存在的前提和基础。不同于仅仅满足各参与主体组织目标似的外在目的需求，价值认同作为共同体内各参与成员对个体存在及意义的深层次追问和确认，是对“服务育人”这一公共物品的“善”与“善治”的追求，这种价值追求是维系服务育人共同体内成员关系的强大精神纽带与奋斗动力。它使共同体内成员超越狭隘的群体意识，使服务育人共同体成为一个内部成员良性互动的、具有内生动力的价值共同体。

第三，服务育人共同体是一个民主平等的交互式开放系统。秩序与和谐是服务育人共同体的生态特征。共同体内的五个要素主体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的双向互动关系，而不是两两之间的单向传递。各主体会及时向对方反馈信息并根据对方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各主体之间地位平等，通过良性互动充分交换信息，了解彼此的诉求，并反映在服务育人的内容、目标、路径、场域之中。正是各主体要素之间的互动与双向建构，促进了服务育人共同体的持续性作用发挥，最终促成育人效果的实现。同时，服务育人共同体中的各主体要素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