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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群体上访事件交流

20年以来，群体上访事件急剧增多，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稳定的不利因素。从社会学角度看，群体上访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成员集体焦虑引发的社会冲突现象。由于社会中的不确定因素而使民众产生了压抑、烦躁、不满、非理性冲动等紧张心理。当这一紧张心理聚集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形成社会张力（socialtension），最终以群体上访等社会冲突方式释放出来。也有学者称此为“社会紧张”或“社会挫折感”。

社会成员集体焦虑的形成一般要经历两个阶段，一是部分焦虑阶段；二是普遍焦虑阶段。区分两个阶段的唯一标准要看是否形成了社会张力，即个人或集团之间几乎不能控制的敌意或紧张局势。部分焦虑在任何社会都是存在的，因为社会总是变动不居的，总有一部分人会落伍于时代的步伐，因而会感觉到紧张。部分焦虑有增加社会活力，淘汰后进者的正功能。普遍焦虑的状态通常发生在社会环境急剧变化时，大量人群承受焦虑的精神压力，形成社会张力，从而对社会稳定造成影响。为什么普遍焦虑情绪的存在会对社会稳定产生影响呢。美国社会学家默顿提出了一种“紧张理论”。他假定社会上所有经济阶层的人都持有基本相同的价值观念和生活目标，但是取得这种目标的能力对每个人来说并不都一样，而是因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在中高阶层，取得成功标志的受教育程度、体面而高薪的职业、物质财富等是较为容易的；然而对于下层阶层来说，由于不利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几乎所有通向成功的正常道路都被堵死了，因此他们感到紧张，即社会焦虑。如果没有合法的途径使他们获得成功，这些人常常会通过越轨的方法（典型的是群体上访）去寻求实现他们的目标，进而破坏社会稳定。

一般而言，在我国，普遍焦虑的情绪较易发生在失业者、复员退伍军人、进城农民和残疾人等弱势群体中。他们由于经济上贫困，发展机会匮乏，主观承受能力较弱，因而比较容易感染焦虑情绪。但现在的情形是在社会的中间群体和精英群体中，焦虑的情绪也普遍存在，并正成为值得密切关注的社会问题。大学生担心毕业后找不到工作；退役军官、青年公务员担心买房子、结婚、孩子上学、老人生病等一系列问题；工人担心下岗；离退休人员担心养老金不能兑现等。就“社会精英”而言，由于社会竞争激烈，他们也在忧虑着如何维持现有的精英地位。政治精英忧虑如何晋升；经济精英忧虑如何获利；知识精英忧虑学术压力。总之，社会各个阶层都在承受着程度不同的精神压力。

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是社会忧虑迅速蔓延的重要原因。我国的现代化将经历三个阶段：侵蚀、转型和重建。目前步入了转型后期，即市场经济体制全面确立的时期。强烈、高速的社会转型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大规模变动，社会群体利益的大幅度调整，不断的分化组合触动了生活于其中的每一个成员。新事物、新观念、新的行为方式和新的规则大量出现，而人们对于这些事物的认同与适应需要经历一个时期（吴忠民，2002，《重视社会焦虑》，《南方周末》1月31日第16版）。社会发展与公众认同心理发展间的不同步性必将造成心理失衡，导致“手足无措”、“无所适从”的局面在人群中大量出现，进而引发普遍的社会焦虑。

社会转型中不确定的因素过多是普遍的社会焦虑生成的又一原因。我国的社会改革目前虽然有明确的目标模式和整体战略，但在具体措施上尚缺乏深思熟虑，提出了要“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这种社会发展的“试错法”导致了民众对切身的改革取向缺乏清晰的认识，无法确定下一步的改革措施会对个人造成何种影响。

市场经济本身的自发性和盲目性是普遍的社会焦虑生成的第三个原因。这个原因不是中国独有的，“置身于市场经济中的民众无人能预测社会制度中的各种动力，以及伴随的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等，总是惶惶不可终日”（卡尔·曼海姆，1990，《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此外，导致社会焦虑的因素还有犯罪率的上升和民众职业心态的变化。社会治安恶化使人们的基本安全需要也不能完全满足。市场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职业心态。比如，随时可能下岗的压力带来的精神压力倍增，对个体未来的职业发展难以把握，竞争无处不在等。虽然这种种压力可能是发达国家的民众已经习以为常的，但我国的民众毕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稳定惯了，对比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强烈袭击着置身其中的每一个人，普遍的社会焦虑引发上访也就不难理解了。

当前，群体的社会焦虑表现出以下特点。一，指向的明确性。处于焦虑状态的民众担忧的事情总是一定的。对个体而言，他担忧的事情才有意义。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一种模糊的情绪，而是针对一定的事情发生的，是清晰可辩的。虽然各个阶层的个体可能有不同内容的担忧，但是某一特定阶层（指相似的教育程度、年龄段、职业等个体属性）内部，个体间的焦虑有相似的趋向。二，指向的差别性。虽然民众的焦虑指向明确，层内指向的差异较小，但层间的差异非常大。公务员、转业军官和下岗职工的社会焦虑的指向一般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