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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及其教育思想

一、韩愈是我国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号称“文人之雄”，曾倡导古文运动，被后人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同时，韩愈又是一位很有影响的教育家。

韩愈，字退之，河南南阳（今孟县）人，生于公元７６８年，卒于公元８２４年。其郡望昌黎，故自称韩昌黎。韩愈官至吏部侍郎，故后人也称他韩吏部。

韩愈出生在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和书香门第。他三岁而孤由其伯兄抚养，１２岁时其兄韩会病故，由其寡嫂养大成人。韩愈从幼年时期便饱尝寄人篱下之苦和长期颠沛流离的艰辛，经历兵荒马乱、动荡不安的岁月。这种经历促使他早熟，形成了较强的自我奋斗精神。２５岁擢进士第，２９岁任节度使观察推官，３５岁授四门博士，３６岁迁监察御史。后因直言谏上被贬，３８岁遇赦，做江陵法曹参军，３９岁后历任国子博士、都员外郎、河南令、职方员外郎、比部郎中、史馆修撰、考功和制诰、中书舍人等官职。元和12年，因评淮西吴元济之乱有功，被升迁为刑部侍郎，进入大员之列。后因谏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后又内迁为表州刺史。穆宗继位后，召回韩愈任国子祭酒。长庆元年转为兵部侍郎，后一度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又为吏部侍郎，长庆4年病卒，享年５７岁。赠礼部尚书，谥号“文”。

韩愈的一生，曾从事过不少活动，应该提到的主要有三项：

一是“道济天下之溺”的反佛兴儒活动。这是当时巩固中央集权的政治要求。韩愈生活在“安史之乱”之后的中唐时期，他一生经历了代、德、顺、宪、穆宗五个皇帝的执政年代。这个时期的主要社会矛盾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和藩镇割据的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统治阶级认识到只有大力提高儒家思想的政统地位，才能形成适合封建统治阶级要求的意识形态，巩固其统治地位。韩愈自幼学六经百家之书，《旧唐书middot;韩愈传》记载：“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答李翊书》说：“始者非三代两汉之收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说明韩愈的世界观自幼就是在儒家学说的熏陶下形成的，成为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欧阳修说：“韩氏之文之道万世所共尊，天下所共传而有也”。苏轼谓：韩氏“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浩然而独存”。（《潮州韩文公庙碑》）韩愈自认为在“抵排异端，攘斥佛老”，复兴儒学方面有“回狂澜于既倒”之功劳。

韩愈的政治观点反映在他的《原道》、《原人》、《谈荀》、《州孔子庙碑》等文章中，文中表达的是他的忠君、清政、兼礼法、重传统的一整套新儒学的思想。这是他的教育思想的政治理论基础和具体内容。他的反佛斗争中的批判精神，对当时的教育有积极的影响。

二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运动。韩愈提倡古文，是为了“文以载道”。古文运动与复兴儒学的目标是一致的，对我国古代教育是有好的影响的。古文运动在意识形态方面主张儒家思想。古文运动在文体上排队自魏晋以来盛行的淫靡空泛脱离实际的陈词滥调，给古代教育教学工作树立了良好的学风。古文运动名为复古实则是革新。

三是与以上两项活动相济相成的教育教学活动。韩愈在古文运动中敢为人师，注重师道，传道授业。提携后生，在我国古代教育中也是有着很好的影响的，对形成我国古代优良教育传统，起着积极的作用。

韩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除亲自执教之外，还表现在对科举制度和传统教育的批判上，并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观点，指出当时科举制度的流弊是：“有司者，好恶出于真心。”他认识到靠科举考试是选不到人才的。同时他还提出了识别人才、培养人才的有见地的学说，如他在《杂说四──马说》一文中提出了“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观点。这就是说，他认为人才总是有的，关键在于能否加以识别和扶持，只要善于鉴别又培养得当，人才就会大量涌现出来。

韩愈对当时的学校教育提出了批评。他做四门博士时，请求恢复国子鉴生徒，要用学校来培养人才；做国子博士时，作《师说》、《进学解》，倡导尊师重道，指出成才之道；做国子祭酒时，奏请严选儒生为学官，整顿国学。

韩愈作《子产不毁乡学颂》，批评了当时不重视地方教育的现象，歌颂郑子产的不毁乡学。他重视地方教育，在潮州做刺史时，拿出自己的薪俸兴办州学，发展地方教育。

二、韩愈的教育思想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为实现“古道”而提出的教育目的的学说；与其人性论观点相联系的关于教育作用的学说；尊师重道的“师说”；在《进学解》里及其长期教育实践活动中概括出来的关于教学思想方面的理论。

１、关于教育目的的学说：

教育目的主要指培养目标，即人才的规格。教育家的政治主张规定着培养人才的标准和要求，政治主张往往就是他的教育目的。

韩愈的政治主张就是儒家的仁义之道以及“三纲”“六纪”之说。他对人才规格的要求是：忠君、清政、兼理法、继传统几个要点。为此，韩愈阐发了《大学》的“修齐治平”的观点，进一步将培养目标标准化。《大学》是《礼记》中的一篇，自韩愈起《大学》的地位被提高了。韩愈在《原道》里引用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