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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运转德州（文／王德胜）

自从有了大运河，德州面貌焕然一新。

德州被称为九达天衢，神京门户，这是指元、明、清三代的德州，即京杭运河沿线四大粮仓之一的德州。因为如果没有大运河，每年400万石的漕粮不可能经过德州转运北上；没有大运河，徽班进京、举子南下带来的多元文化风情就不可能在德州融合；没有大运河，德州只能是大禹治水下的九河之地，延续的只能是黄河冲积平原上的万千农耕文化块垒之一，而不可能成为世人向往的“燕齐之都”。更进一步说，如果没有大运河，连德州老城的诞生都是一个未知数。

清·康熙《德州志》卷一《州管河道图》

从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来讲，任何一座城市的诞生与发展，无论其规模多大，都首先取决于这座城市坐落的区域能够提供多少生产和生活用水。德州是幸运的，德州从来不缺水，甚至可以说水有点多。远古的德州有大禹治水，禹疏九河，至今仍有五条在德州；西汉初年在德水之畔设立安德县，期盼德水安澜；隋开皇年间终有德州之名，而正是从这时候开始，伴随着隋朝大运河的开通，德州找到了趋利避害的“水运”法则，德州的发展开始围绕大运河展开，黄河文化与运河文化彼此交融，形成独特文化气质。

大运河最初功能是漕运。隋朝开凿了大运河，但由于国祚太短，并没有真正享受到大运河带来的福泽。唐以后各朝代则真正大获其利。唐朝在德州境内新开马颊河，疏通漕运，安史之乱时，德州段运河成为沟通朝廷与河北诸藩的唯一的物资、信息交流纽带，而此时的德州，已经成为运河沿岸重要的城镇。

明代以前，陵城区在德州处于行政中心地位，颜真卿为平原太守，抵抗安禄山叛军战役，就发生在这里。如今，他的名作《东方先生画赞碑》仍保存在陵城区文博馆中。明朝初年，德州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德陵互易”，德州放弃了陵城区，迁到运河边上，建设了德州卫城。搬迁的原因很简单，金、元两代为方便漕运，都在德州设立仓储基地。

德州的“仓”源于隋，起于金，兴于元，盛于明，衰于清。《德县志》记载，金天会七年（1129）在德州城北三里许的运河西岸设置将陵仓，贮存由御河运来的“豫省粮”这个地方就是今天的北厂，当年叫北仓。这时候距离德州城的建设，还有268年。因此有了那句“先有北仓街，再有德州城”的说法。明洪武三十年（1397），截御河一弯筑城，河西移，仓在御河东岸。老城德州的缘起显而易见。

更进一步说明德州城与漕运关系密切的，还有明朝初年的“靖难之役”。洪武年间，伴随着德州卫城的建设，还兴建了大量粮仓。于是战争中，德州成为必争之地。明洪武元年（1368）德州设立守御千户所，由都督韩观统辖。建文元年（1399）3月，韩观屯兵德州，防止藩镇兵变。同年8月，燕王造反，文帝派李景隆至德州，合兵50万讨燕。第二年9月，惠帝任命盛庸为大都督，统兵30万屯驻德州。这些大军依赖的就是德州仓储米粮。于此同时，韩观在德州卫城东北筑十二连城，护卫仓储。明朝初年创立卫所制度之始，全部兵力不过180万，除去燕王及其他藩王的兵力外，归建文帝统帅的军士并不会太多，但他前后在德州用兵达到80万，可见当时建文帝对德州是倾尽全力了。靖难之役持续了三年，双方在德州反复拉锯战了三年，期间燕军一度占领德州，收获粮食百万余石，应该说，这些粮食是燕王赖以夺取天下的物质基础。亲身经历了战争的燕王朱棣，了解德州在漕运上的重要性，所以在夺取政权后，朱棣第一时间完善了德州仓、预备仓，并在明清五百多年的时间中，一直是运河沿岸淮安、徐州、德州、临清四大名仓之一，保障京师漕粮。

明清两代，德州的城市功能、人口结构、民风民俗，也与运河关系密切。明初德州为卫城，洪武九年（1376）设立德州卫，永乐五年(1407)，又增设了德州左卫，与普通城市功能的州县相比，德州就是一个直属中央的屯兵、调兵站点。乾隆《德州志》记载，当时的德州城内：“正卫治北街，左卫治南街，居住着皆军户，无州民”。伴随着大运河的漕运，德州日益繁华，并渴望与之相匹配的城市功能，满足南来北往人群的需要。明永乐九年(1411)，德州知州署搬进了城里，继而“召集四方商旅分城而至”，进行了第一次的城市功能规划，“城“与”市“开始结合，米市街、柴市街等街巷就是这时候出现的。

源于卫城的德州，明清时期城市人口的组成是比较奇特的，主要包括两部分：民户和军户，而且是军户数量多于民户。永乐年间，州卫同城而治后，德州有城市平民2863人，军户居民5600人。到乾隆五十二年，德州有城市平民10693人，军户居民55496人。军户在做好守城、护河、漕运任务的同时，还可以经商，在德州城内就设有专门的军市。这是德州在京杭大运河上的特殊地位决定的，也与德州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

运河两岸，来往的商船，农家无不与无常水势息息相关，人与人之间的帮衬和援手总是无私的，因此德州人热心肠、讲义气、爱面子。民间历来有自行排解纠纷的风气，请德高望重的出面，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在双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