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地区发展模式.ppt

xuaihua第四章地区发展模式映秀母亲项目映秀母亲项目是中山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社工站在映秀发起的集哀伤辅导、心理支持、组织发育、生计建设等功能于一体的社区项目。该项目最初的参与者是映秀镇张家坪村在5-12地震中痛失孩子的母亲们。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母亲们亲手绣出了丰富精美的绣品，有自己孩子生前的画、有古朴典雅的羌绣、有富有民族特色的小饰品等；组织的规模也在不断地扩大，从一个村扩大到另一个村，从一个乡镇走入另一个乡镇。目前，这个项目已凝聚了3个乡镇5个行政村近1OO名妇女，制作出400余幅藏羌儿童画绣品。她们在绣花疗伤的同时，正在走出一条可持续生计发展之路。‘‘映秀母亲小组的缘起与后续“映秀母亲”羌藏绣品义卖会真的要在广州举行了，2009年5月9日-12日，在广州市越秀区东湖路39号越秀区文化馆，先是展览，然后在5月12日义卖。与会人数超过500人，义卖款项也可能是我们收购价的数倍（前期我们通过各方面的资源链接已投入约15万)，所得款项将全部用来支持“映秀母亲”小组的后续可持续发展，造福映秀及相关地区。这些，都不是震后一个多月我到映秀开展社会工作时所能想到的。我有些兴奋，又感觉到沉沉的责任。作为“映秀母亲”刺绣小组与广州义卖会的第一个建议者，我完全没想到当初随手种下的一粒小小的种子，竟然真的可以发芽、成长。用什么方式给她们疗伤?在2008年7月初，广州市越秀区民政局原局长李敏兰带一队广州社工到映秀镇支援我们5个人。我们见面就聊我们在灾区工作的情况。那时我们已经在板房住了十几天，跑遍了映秀的7个村20多个村庄，也同“震中的震中”张家坪村一群失去孩子的母亲认识、相熟。那些天，我差不多天天都见董成香——我们来到映秀第二天就认识的单身母亲。地震让她连单身母亲的这个身份也失去了，她的两个正读小学的女儿都在地震中遇难。董成香天天和我聊孩子，偶尔也聊过去的家庭与感情，悲伤、愤怒、孤独。而我除了听她说、陪她聊，跟她四处转转之外，似乎也想不到更好的办法让她的情绪缓和一些。跟着董成香到处转时，我得知：仅在映秀，失去全部孩子的母亲还有8个，其他失去一个孩子的母亲有200多个。面对这样的伤痛，我们仅仅5个人，停留2个多月，能做什么?只是聊天吗?就算一个人和一群人聊，我们又能和多少人聊?能聊多久?能聊出什么?我真的有些困惑、无助，因为除了她们，映秀还有更为庞大的群体与家庭期待外来者的介入或援助，不管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的。社工在做这件事，其他援助群体也在做这件事，但在这样巨大的灾难面前，我们的力量都显得单薄极了。我们能做的只有唤起与调动他们的生命热情。川人坚韧，有很多人灾后第二天就埋锅做饭，甚至生产自救。失去孩子的母亲固然沉浸在悲痛之中，可是她们愿意同我们聊，愿意同我们四处无目的地乱走，她们也渴望寻找一种出路，把没有孩子的日子好好过下去。这是我们能看到、能体会到的，只是我们没有想明白：这条路应该是什么、在哪里？我很想找一种方式，让董成香有事做，让她的姐妹们都有事做，而且是一种放松的、带有疗伤性质的事情。那个时候，我只想到了疗伤，没有想到生计问题。从“植树”到“刺绣”的转变我和李敏兰谈了这种想法。她说，其实可以找到一笔钱，来帮助这些妇女。李敏兰做事情很有全局意识，她立刻想到，既然失去孩子的家庭有200多个，那么能否买一些有纪念意义的礼物，或者进行些有纪念意义的活动，去抚慰这些家庭呢?我们一起联想，想到了植树。为每个遇难的孩子植一棵小树，树上刻上孩子的名字。这样，母亲们就有一个寄托，就好像自己的孩子在那里。另外，植树还可能对破裂的山起到修补作用。这个主意好不好呢?我们不敢贸然行动，于是专门去问当地的一位老人。老人在地震中失去了老伴，但他很豁达，常和我们聊天。对我们的提议，他彻底否决：一是季节不对，不好种树；二是没有种树的地方，那些倒塌的山坡根本不能碰；三是当地没有这样的风俗。我还不死心，背着包又去找董成香。她总让我觉得什么话都可以对她说。在她的帐篷里，我们几个女人坐在一起，聊来聊去又聊到孩子。不过，她们都在聊孩子生前的趣事，不时发出欢快的笑声。如果不了解具体情景，你不会觉得这是在聊那些已经遇难的孩子。我找到一个自认为适当的时机，提出了种树的想法。没想到这个话题一提出，气氛一下子就变了。她们沉默，然后就轻轻地啜泣。自我认识她们以来，很少见到她们出声地哭，大多时候是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她们不会让眼泪流出来。我们可以聊孩子，但是不能聊如何悼念孩子，因为这会打破她们幸福的回忆，让她们回到无法接受的现实。我明白我犯了一个错。但是还好，她们已接纳我，所以并没有责怪我。我告诫自己以后说话要更小心些。种树的事显然不能再提。她们不愿意用仪式化的方式纪念孩子，因为她们无法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