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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文学评价问题

一只苹果，如果大部分烂了，说这是一只烂苹果，应该没有什么不妥

吧？当然，你如果说，这只苹果还有一部分没有烂、可以吃，也自有

道理。但是你如果进而说，这只苹果有一部分没有烂，因而不能说是

一只烂苹果，应当认为是一只好苹果，那就走向荒谬了。

一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的几年，有所谓“伤痕文学”

和“反思文学”的兴起。当时，有一个叫李剑的人写了《歌德与“缺

德”》这样的文章，对揭露伤痕、反思历史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但李

剑的文章立即激起批评界和广大读者的满腔义愤，批评界对之进行了

集体声讨。当时的批评家们，对《班主任》、《伤痕》、《枫》、《许

茂和他的女儿们》、《记忆》、《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犯人李铜

钟的故事》、《李顺大造屋》、《芙蓉镇》这一系列作品，是给予了

热情的肯定的。当时肯定这些作品的批评家，许多人已离我们而去。

但其中较年轻的一些人，至今还健在，还在发表着对文学的看法。

八十年代中后期，有所谓“先锋文学”的兴起。徐星、刘索拉、

马原、莫言、余华、苏童、格非等一批被称为“先锋作家”的人，一

时间成为议论的焦点。“先锋文学”也造就了一批不遗余力地为之辩

护的“先锋批评家”。如果我的记忆不错，陈晓明就是由“先锋文

学”所造就的批评家。在“先锋文学”遭遇不少人的反感、质疑时，

陈晓明一篇接一篇地发表着长文，从不同角度阐释“先锋文学”的意

义和价值。“先锋文学”之后，有所谓“晚生代”登场。“先锋批评

家”中的一些人，又顺理成章地成为“晚生代”的颂扬者和阐释者。

批评界肯定“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理由，是这些作品具

有着难能可贵的品质。对个人命运的关注，以及作家主体性的显现，

是这些作品所具有的可贵品质之一种。而接通了、承续了“五四”文

学的人道主义精神，则是这些作品所具有的另一种可贵品质。这二者

其实是密不可分的，或者说干脆就是一回事。对这些作品的这种看法，

后来成为“定论”，进入了文学史著作。例如，洪子诚所著的《中国

当代文学史》，在论及“伤痕文学”时，就说:“这些艺术上显得粗

糙的作品，提示了文学‘解冻’的一些重要特征:对个人的命运、情

感创伤的关注，和作家对于‘主体意识’的寻找的自觉。”而陈思和

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则以《“五四”精神的重新凝聚》

为题，论述这一时期的文学现象，认为这些作品“在批判现实方面达

到了5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深度和力度，由此展现的知识分子的主

体精神也出现了‘五四’以来罕有的高扬”。

“先锋批评家”肯定“先锋文学”和“晚生代”的最大理由，则

是这些作品体现了文学的“向内转”。“向内转”被作为一种绝对正

面的现象，因而也是绝对值得赞美的。与此同时，所谓的“宏大叙事”

则被视作了绝对负面的现象，因而也是绝对应该鄙弃的。“先锋批评

家”在称颂“向内转”的同时，总是要对“宏大叙事”表示不屑，总

不忘对“宏大叙事”进行挖苦、嘲讽，总是要说明“宏大叙事”如何

荒谬可笑。在为所谓“晚生代”叫好时，“先锋批评家”特别对所谓

“个人化写作”热情讴歌。“文学写作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回到个人

本位”；“事实上，与传统对话的文学写作已经变得自欺欺人”；

“‘晚生代’生不逢时却也恰逢其时，以他们更为单纯直露的经验闯

入文坛，明显给人以超感官的震撼力。他们的兴趣在于抓住当代生活

的外部形体，在同一个平面上与当代生活同流合污，真正以随波逐流

的方式逃脱文学由来已久的启蒙主义梦魇。”„„陈晓明等“先锋批

评家”就是以这样的话语，解释着和赞颂着所谓的“晚生代”。

二

现在我要说的是:无论是对“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的肯

定，还是对“先锋文学”与“晚生代”的颂扬，都意味着对“十七年

文学”的否定和贬抑。实际上，在人们肯定“伤痕文学”和“反思文

学”时，“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始终是一个参照，当然是

否定意义上的参照。面对“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当人们说它

们关注个人命运和情感创伤时，当人们说它们体现了作家“主体意

识”的觉醒时，当人们说它们在批判现实方面具有了“当代”从未有

过的深度和力度时，当人们说它们显示了“五四”精神的重新凝聚

时，也就是在说:“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是漠视个人命运

和情感创伤的；是没有表现出作家的“主体意识”的；是对现实不具

有批判精神的；是与“五四”精神背道而驰的。至于“先锋批评家”

在颂扬“先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