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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继光与蟒袍

戚继光出生于明朝中叶嘉靖年间，当时东南沿海的倭患十分严重,北部也经常受到蒙古的侵扰。明朝建立时，日本倭寇不时侵扰中国沿海,到嘉靖时期由于明政府停止对日贸易,倭患的严重患乱达到顶峰。

嘉靖三十九年三月,戚继光由浙江都司参将调任独镇一方的分守台(州)、金(华)、严(州)等处地方参将。他根据该地三面阻山、一面临海的情况，做出以陆战为主、兼用水战的决策，并制造战船，加强海上防务。嘉靖四十年四月，16艘倭船由象山至奉化西凤岭登陆，戚继光在台州、海门配备必要兵力,另派水师至宁海外洋伏击，并请宁海驻军水陆会剿。自己则亲率主力前往宁海，挥师南下，于二十七日中午赶到台州城外，“五战五胜,一路共斩首三百八级，生擒巨酋二浮，其漂溺无算”(详见《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二》）倭寇趁雨西窜，欲经仙居改袭处州(今浙江丽水)。戚继光率兵急趋上峰岭，设伏截击，三战三捷，计斩首三百四十四级，生擒五酋”(同上)。不久，戚家军又取得长沙(今浙江温岭市东南)大捷。经过一个月的战斗，戚家军九战九捷，彻底消灭了侵犯台州的倭寇。

戚继光抗击倭寇为国家安定与海防安全作出了突出贡献，朝廷以示嘉许，赐之以“蟒衣”，又称蟒袍。(与之类似的尚有飞鱼服、斗牛服,其实“牛”“鱼”亦类似蟒形，皆为较尊贵的赐服。)

蟒袍,又被称为花衣，因袍上绣有蟒纹(蟒形似龙)而得名。蟒袍与皇帝所穿的龙衮服相似，本不在官服之列，而是明朝内使监宦官、宰辅蒙恩特赏的赐服，获得这类赐服被认为是极大的荣宠。明代的蟒形仅比龙少一爪,故蟒袍非经皇帝特赐不得穿用。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二》说:“蟒衣，如象(像)龙之服，与至尊所御袍相肖,但减爪耳.....庆典，百官皆蟒服，于此时日之内，谓之花衣期。”其服装特点是大襟、斜领、袖子宽松，前襟的腰际横有一铐，下打满裥。所绣纹样，除胸前、后背两组之外，还分布在肩袖的上端及腰下(横条)。左右肋下还各缝一条本色制成的宽边，当时称为“摆”。据《明史·舆服志》记载:正德十三年，“赐群臣大红贮:丝罗纱各一。其服色，一品斗牛，二品飞鱼，三品蟒，四五品麒麟，六七品虎....”。《明史·舆服志》记内使官服，说永乐以后“官在帝左右必蟒服，绣蟒于左右系以鸾带。一次则飞鱼，单蟒面皆斜向，坐蟒则正向,尤贵。又有膝斓者,亦如曳撒，上有蟒补，当膝处横织细云蟒，盖南郊及山陵扈从，便于乘马也。或召对燕见，君臣皆不用袍而用此;第蟒有五爪四爪之分，裥有红、黄之别耳。”这段记载可知，蟒衣有单蟒，即绣两条行蟒纹于衣襟左右。有坐蟒,即除左右襟两条行蟒外，在前胸后背加正面坐蟒纹，这是尊贵的式样。

“遥知夷岛浮天际，未敢忘危负年华”,表达了戚继光决心将自己的一生和抗倭事业结合起来,使自已处在时代激流的中心，为民族、为国家做出贡献的决心。戚继光能在国家危难之时立下远大志向，挺身而出,时刻以国家和民族安危为己任的高尚品质，值得我们学习。另外，“封候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则更明确地表明戚继光为驱逐倭患、保卫海防、拯救百姓于水火，而并非追求个人功名的崇高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