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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学方法”系列书

【摘要】古今中外，历史资料浩如烟海，若没有一定的方法对其加以整理，那么这些资料就犹如废纸、瓦砾，毫无用处。因此，史学名家往往注重史学方法的研究。他们提出一系列有益的史学方法，大大促进了史学发展进程，并使得后来的史学家对其史料的研究更加全面深入。同时，又因为各自所持史学方法不同，因此史家们又分成各派，互相争论。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方法》，傅斯年之《史学方法导论》，杜维运所著《史学方法论》和王尔敏的《史学方法》都对史学方法有详细论述。他们的观点有颇多相合之处，如重视史料，并提出整理史料的一系列相似方法；重视史家；认为历史有借鉴作用等。同时，他们之间又有许多不同之处，甚至有些观点针锋相对。如对“史学是什么”、“历史是否是科学”等问题的回答就是如此。另外，这四本书的文风、体例又各有特色。

关键词：历史史家史料史学方法

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创说“新史学”，从此中国史学开出一条新路。这条新路有三个重点：史学通论、史学方法、史学史。其中之史学方法的发展最为突出，狂飙突起，瞬息万变。其间学派林立，理论丛出，令人目不暇接。

梁启超之《中国历史研究法》为史学理论经典作品，全面反映了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对中国历史研究影响巨大。书中先论述历史的定义、意义和范围，评价中国的旧史学，谈到如何改造旧史学，建立新史学，最后专注史料的来源、搜集和鉴别，并阐述了怎样发现史实纵横方面的联系。

傅斯年的《史学方法导论》分析了各种史料发掘、鉴定与应用的方法，并强调了其“史学便是史料学”这一贯观点。

杜维运之《史学方法论》以古今中外的史学方法为蓝本，归纳总结了基本的史学方法，并强调了史学理论与思想的重要性，提出了史家必备的素质与修养。

王尔敏所著的《史学方法》是其在史学方法方面的思考结晶，也是其在此方面的毕生心得。此书介绍了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强调了史家的重要性，并介绍了各派史家观点，博采众长，详细论述历史研究的方方面面，并兼及历史论文的写作方式。

此四本书皆是论述史学方法的，它们详细介绍了各种各样的史学方法，对史学研究大有裨益。它们所提及的史学方法，颇有共通之处，且互为补充。从以下三个方面，可以看出这个特点。

一、对史料的看法

史学研究，贵在史料，孔子有言：“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可谓没有史料，就无史学。因此，史家们都十分重视史料。梁启超认为“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1】(P48)杜维运对此观点颇为赞同，他谓：“没有史学家能像哲学家或文学家那样，可以离开资料，无牵无挂的自由驰骋”。【2】（P100）傅斯年的观点最为直观，坦言“史学便是史料学”。【3】（P2）

史料对史学如此重要，而史料又是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因此对其进行分类颇显重要。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将史料分为两种：1、文字记录者，其又啊、包括旧史、文件、史部外的群籍、类书及古逸书辑本、古逸书及古文件之再现、金石及其其他镂文、外国人著述；2、文字记录以外者，其包含以下子项：现存实迹及口碑、实迹之部分遗存者、实物模型及图影。傅斯年的史料分类法与梁启超的分类法出发点有所不同，其将史料分以下几类：1、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2、官家记载与民间记载；3、本国记载与外国记载；4、近人记载与远人记载；5、不经意记载与经意记载；6、本事与旁涉；7、直说与隐喻；8、口说史料与著文史料。【3】相较而言，傅斯年的史料分类法，太为繁琐，标准过多，故其存在重叠。如毛公鼎是直接史料，也是管家记载，当然也是本国记载，同时也是近人记载，经意记载等等。杜维运以两个标准划分史料；1、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2、有意史料与无意史料。【2】（P110-115）在此四人中，王尔敏对史料分类最为简单易行，其将史料分为三类：遗物、记录、传说、。【4】（P127）

章学诚言“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按：即史料）”史料既然繁杂，又涉及种种问题，如史料的价值、真伪、讹误、错乱等问题。因此就需对史料进行抉择甄别，这就是考证。梁启超指出鉴别考证史料的方法有很多，现摘择其一，其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指出辨伪应：1、辨证宜勿支离于问题之外；2、正误与辨伪，皆贵举反证；3、伪事之反证，以能得“直接史料”为最上；4、时代错忤事必伪，此反证之最有力者也；5、有其事虽近伪，然不能从正面得直接之反证者，只得从间接推断之；6、有不能得“事证”而可以“物证”或“理证”明其伪者，吾名之曰推度的推论法。王尔敏所主张的考证有两种：外考证与内考证。《史学方法》谓外考证，即处置著作之外形，就一定步骤而言，外考证必须优先，当外考证为真实时，内考证就无须进行。内考证即处置著作之内容，其以细节为对象进行考辨。同时他又主张考证应依恃逻辑推理方法。其包括两种：积极推理与消极推理。杜维运所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