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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洋淀的两个文学流派

叶绿花香、水秀人灵的白洋淀，在现代文学史上孕育出两个文学流派：一个是５０年代前期孙犁、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房树民等形成的荷花淀派，一个是７０年代前期芒克、多多、根子、林莽、方含等形成的白洋淀诗群。前者早已是声名远播，后者则是近年来才逐渐引人注意的“地下诗群”。他们的存在引起我们对地域文学作深入的思考。

荷花淀派始于４０年代中期的孙犁的创作。《荷花淀》、《芦花荡》、《嘱咐》等小说的发表，为当时的解放区文坛送来阵阵清风。孙犁主要是继承发扬五四文学传统，以西方小说叙事方式展示解放区的人生形式，使小说呈现出世界性与纯美性特征。５０年代中期，孙犁创作趋于鼎盛，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篇小说《铁木前传》等陆续发表；刘绍棠也出版了四部小说集和两部中篇小说；韩映山也有多部短篇小说集问世。荷花淀派可谓初具规模。１９５７年，孙犁大病一场，中止创作；刘绍棠、丛维熙被错划为右派；韩映山、房树民转而致力于编辑工作。荷花淀派遂飘零云散。

如果说京、津、保（定）这一三角区域是荷派成长的沃土，那么作为华北明珠的白洋淀则可视为荷派文学获得灵性的象征性源泉。尽管“荷派”年轻作家各有特点，但由于同是师法孙犁，同受燕赵水土的滋养，因此在创作的美学特色上与孙犁一脉相承。就人物的精神气质而言，刘绍棠笔下运河岸的粗手大脚的爹娘与韩映山笔下性格淳朴的农民，都与孙犁作品中的人物精神有相通之处。那就是“男有泥土味，女有山石音（刘章语）”。孙犁笔下的健美、坚毅的女性形象典型地代表着荷花淀派“柔中有刚”的美学特色。用诗情画意的笔法、结构表现人性、人情，也有别于《红日》、《红旗谱》等小说“宏大叙事”的刚性品质；洪子诚先生所说的孙犁“较少出现在生活评价、文学主张、创作面貌上忽左忽右、大起大落的状况”，可视为这种刚性的表现；孙犁未写出激烈交战的战争小说和韩映山未写出激烈阶级斗争的小说，也可视为这种刚性品质的曲折表达。这种以“柔”为衣，以“刚”为骨的精神气质，使其在现当代文坛上风姿卓然、独树一帜。

与荷花淀派相比较，白洋淀诗群是文革中一个隐蔽性的存在──他们的诗歌以传抄、抄传的形式存在。１９６９年以后，芒克、根子等北京知青插队白洋淀，开始了他们灵与肉的放逐，写诗成为他们重要的精神寄托方式。他们接受中外丰富诗歌传统，自身却跌入荒原作人生遨游和诗思的自由纵横，其心境与荷花淀派已大为不同。他们在一片喧哗中找到了精神净土，正是“我思故我在”的强大生命力的表现。他们的诗于其荫庇之下批判专制与暴力，批判错乱的社会现实，表达他们孤独、痛苦、迷乱的精神体验。──“那冷酷而伟大的想象／是你在改造着我们生活的荒凉（芒克语）”，由此可看出写作之于他们精神生活的重要意义。然而白洋淀毕竟不是文革中人性自由的世外桃源，也不是政治的荒原。他们中的根子甚至因写诗而受到当时官方的追查，被迫中止创作。他们的诗歌可看作他们心灵的“私语”，悄悄地说着压抑不住的话，偷偷地嗥叫着一代青年的痛苦和抗争。以白洋淀诗群为代表的文革中的知青诗歌，以其批判性的存在证明着文学恰如人的尊严一样不可奴役。对于“十七年”中政治抒情诗的主潮来说，她是一种变异、异端，却是一种创造，是文学真纯性的回归；她在精神上与后起的天安门诗歌、朦胧诗运动、新生代诗歌都有着丝丝缕缕的关联，也因此使她具备了某种源头性或基因性素质。

荷花淀派和白洋淀诗群创作风格并不一致，但植根于白洋淀的文学有着共同的美学特征。白洋淀水乡不同于江南水乡，这是燕赵大地上的水乡。水乡，使他们的文学创作都浸染着灵性、智性，有一种知识分子式的反省内察的品格，这使荷花淀派的抒情具备了“真实”的素质，使白洋淀诗群的抒情具有了“现代”的意味。然而，燕赵大地所孕育的民性、民情，又使两个流派都蕴藏着金石的力量，可谓柔性的风采中潜隐着刚性的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