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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避孕节育现状对比分析

世界卫生组织报道，在发展中国家，约有2.14亿名想避孕的育龄妇女未使用任何一种现代避孕方法。截至2015年，未获满足的避孕需求比例仍然很高。在非洲，24.2%的育龄妇女对现代避孕措施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在亚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避孕普及率相对高的地区，尚未满足需求的比例分别达到10.2%和10.7%。

张磊、郭敏（2016年）等的研究发现，中国是世界上人工流产率和重复流产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且人工流产趋于年轻化，25岁以下女性流产率占47.5%，未婚女性占49.7%。其中接受人工流产手术的女性中，流产两次及以上的占55.9%。不安全人工流产后，妇女会遭受一系列危害。避孕节育可减少人工流产，尤其是不安全人工流产的数量，保障人们决定孩子数量和生育间隔的权利。所以，确保妇女以及夫妇能够使用良好的避孕方法满足避孕需求对保障妇女幸福和自主权十分重要，同时也可增进人类健康和社会发展。

因此，笔者试图在总结中国避孕节育现状及国内外现状及差异的基础上，探讨我国在避孕节育方面的政策改进，以促进我国居民的生殖健康。

一、中国避孕节育的现状

（一）已婚育龄妇女避孕现用率居全球前列

截止到2016年，全球已婚育龄妇女避孕率约为77%。2009年到2017年，中国已婚妇女的避孕率均在80%以上，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且居世界首位。由于人口基数的影响，中国始终是避孕人数最多的国家。同时，考虑到家庭经济、生活压力、抚育成本及孩子照料问题对于生育意愿的影响，估计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的避孕率依然会处在较高水平。

（二）避孕节育需求量和使用量总体均呈上升态势

根据《全球避孕及方法使用状况2016》可知，中国属于避孕节育率增长最明显的国家之一，该指标的绝对人数显著上升达到2.3亿人，采取避孕节育措施的已婚育龄妇女占到了83.3%；未获满足的计划生育需求仅3.8%，属于满足程度较高的国家。

近年来中国已婚妇女的避孕率略有下降，但仍保持在较高水平。由于中国流动人口不断增多，人口平均结婚年龄和生育年龄在延迟，青少年性成熟年龄有明显的提前趋势，青少年发生性行为的概率在不断上升。因此，未婚人群，特别是青少年人群的避孕需求的增加将成为未来避孕需求上升的主要原因。

（三）已婚育龄妇女避孕现用率保持在较高水平

我国已婚育龄妇女的避孕现用率从2009年起逐步下降。推测其原因，可能是我国的卫生与计划生育部门合并，计生职能趋于弱化有关，也可能与数据的准确性和真实性提高有关。由于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加剧，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原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改组为卫生与健康委员会，计划生育职能相对过去有了弱化。同时，“二孩政策”的实施使部分有生育意向的家庭减少了避孕需求，尤其针对作为生育主力军的80后和部分90后家庭，从而导致中国的避孕率水平下降。但从国际上的数据看，中国的避孕率仍处于较高水平。

二、中国避孕节育的特点

（一）避孕节育率在农业非农业人群中差别比较明显

以上海市为例，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避孕节育率存在差别，2011年，农业已婚育龄妇女避孕率85.77％，非农业已婚育龄妇女避孕率76.69％。推测其原因，与我国生育政策密切相关，农村的计划生育政策落实较好，管理相对严格，农业人口更倾向于使用避孕措施。另一方面，农业人口随着城市化趋势成为流动人口，子女的抚养成本、抚养难度都比在原住地时要高，因此要控制子女数量，避孕率也会相对较高。

从职业类别看，避孕率最高的职业为企业/商业/服务业，其次是事业/技术类，其他职业较低。

（二）避孕节育方法发生转变

据2012～2017年我国各种避孕措施统计数据所知，男女性绝育术使用者的比例从2012年的33.79%降到2017年的28.26%，而短效避孕措施使用比例则从2012年到2017年上升了7.59%，其中避孕套所占比重显著上升,特别是2015年底全面两孩生育政策实施后，避孕套构成的变化更为明显。总的来说，长效避孕方法所占比重下降，短效避孕方法所占比重上升。该现象充分体现了群众在避孕方法选择上的自主性。但由于政策放宽，机构合并，大量的避孕节育的宣传倡导工作不能得到有效实施，这种体制机制的问题也是引起该现象的主要原因。

（三）节育措施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差异

由于城乡二元制和城乡传统文化的差异，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对避孕节育措施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这加重了城乡人口的失衡。

对中部省份的某农村调查发现，当地人对节育措施和采取节育措施的人存在歧视，尤其是做过结扎手术的人，男性绝育深受歧视。这些传统的意识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育龄个体的避孕选择。在城市中，人们对短效方法更容易接受。由于避孕与优生优育联系在一起，对生育质量的重视使城市人群自愿采取节育措施。同时避孕套等短效避孕节育措施使用很普遍，人们不完全依赖结扎和避孕环这些长效避孕措施。

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