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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十七年”女性文学中的女性意识

无论就20世纪文学的宏观视野还是从当代文学的具体

构架来看“十七年女性文学”都是无法绕开的一个话题，它似

乎成为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颇难跨越但又必须要跨越的一

道“坎”。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研究的深入，

作为特定历史阶段和文化现象的“十七年女性文学”才逐渐浮

出水面，受到各方面的普遍关注。尽管在“十七年女性文

学”“是什么”、“怎么样”以及文学资源的评判和转换等问题上

彼此存在明显的歧义，但要求摆脱旧有的政治决定论的思

维模式，努力构建合历史、合目的也合乎文学本义的新的

阐释体系，则已成为大家的普遍共识。

十七年女作家队伍颇有一种“枝繁叶茂”的气势。但是,随

着时间的流逝,十七年女性文学同时也曾面临着被遗忘的尴

尬局面。一方面,五六十年代政治的泛化使女性文学丧失主

体地位,文学素质的稀薄使其无法超越时空而为新时期的读

者接受;另一方面,不少研究者对“十七年女性文学”这个概念

的能指与所指产生异议,认为十七年女作家的创作大多忽视

或回避女性意识,取无性化或雄性化姿态,基本失掉了所谓“女

性文学”存在的依据与特征。但是我个人认为这种认识稍嫌

简单，可以说过于片面化。因为它忽视了历史的传承脉络

与作品的多重解读。从总体上看,不得不承认它在一定程度

上仍具有女性文学的特质:出自女作家之手,在对社会生活和

女性生活的文学表现中或隐或显地融入了女性的性别意识

和审美体验。下面试以“十七年”的女性小说文本为例,略作分

析。

一女性的视角柔婉的笔致

孤立地看,作为一种个人伦理的“女性话语”也并不比集体

主义更有意义。传统所掠夺女性的莫过于她们没有社会参

与权,而革命则带来了女性参与社会创造的可能。因此,这一

逻辑演绎的结果必然是，最能体现革命功能的正在于女性

的社会存在部分。但无限制的伸张女性的社会文化内容,必

然会不断挤占女性情感的空间,最终也可能导致女性自身的

彻底解构。因此无性化的文本实乃为女作家情感高度压抑

的表征。这种压抑在无法通过文本的内容获得释放的时候,

便只能在艺术风格的显现上得到些微的消解。

“十七年”女性小说的艺术特色主要由三个方面：首先,从

语言风格来看,十七年文学普遍呈现出严肃而近板、豪壮而

近嚣的整体特征,而女作家的语言却时常流露出些许温婉、

细腻的女性特色。如草明的《原动力》，郭沫若曾对草明

《原动力》的评价是:“以你的诗人的素质,女性的纤细和婉,

把材料所具有的硬性中和了。我特别喜欢第九章几位女性

采山里红那一段,写得真是如闻其声,如见其人。”[1]而宗璞的

《红豆》中,江玫初恋的羞赧,热恋的缠绵,以及爱情革命二者

不可兼得时的彷徨痛苦,都通过江玫的内心加以展示。杨沫

的《青春之歌》中,杨沫在塑造林道静形象时，既以战士的

激情也以女性的柔婉细腻较为合理地展示了人物思想的转

变过程中的细波微澜,如林道静在同余永泽离异时的道德焦

虑,在初见江华时的少女心态等，都得到了作者都较为细腻

的描写，茹志娟的《百合花》结构严谨没有闲笔又富于抒

情的味道。清新俊逸是其艺术风格。一袭百合花被子表达

了军民之间的血肉情谊和军民团结胜利的主题。没有写正

面的战场，而是写发生在一个包扎所里的插曲。通过借被

子时的对话，小通讯员在枪筒里插花，给“我”馒头，以及小

战士的纯真稚气，新媳妇的羞涩与纯朴……一个个的细节前

后呼应，细腻的展示了人物的精神世界。作家从某种角度

上细腻描写女性的心理见长,形成了作品独特的“清新、俊逸”

的风格。

其次,女作家的取材角度有时也颇具特色。比如《百合

花》虽然是战争题材的作品,但作家却是从借被子事件这样

一个细小独特的角度加以表现。在刻划新媳妇时，茹志鹃

以细致的观察、细腻的笔墨展现了新媳妇细微的情感变化

和心灵历程。从不借被子到献出被子，从又羞又怕到拭身

补洞，每一个动作，每一种神情，每一句话语，都准确、

生动、细腻、含蓄地揭示了新媳妇丰富的感情变化和心理

内涵。“我”说完了，“她也不作声，还是低头咬着嘴唇”。当

“我”对她说打仗是为了老百姓的道理时，“她不笑了，一边

听，一边不断向房里瞅。”“我”说完了，“她看看我，看看通

讯员，好像在掂量我刚才那些话的斤两。半晌，她转身进

去抱被子了。”具体的动作，生动的表情，细腻的心理变

化，都准确、形象地表现了出来。观察之细致，笔致之纤

细。“我”和通讯员再去借被子，“我”向她道歉，“她听着，脸

扭向里面，尽咬着嘴笑。”在这类以革命战争,以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