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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竞争中的技术遏制与反遏制

摘要：后发追赶国家应该如何动态有效地应对来自领先大国的技术遏制？现有相关经济理论缺乏对国际关系的考量，而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则对企业等微观主体的市场行为研究不足。构建一个包含国际关系动态博弈的一般均衡经济学理论框架可以发现：当领先大国出于内生的霸权利益考虑而选择对后发追赶国家进行技术遏制时，后者可以通过补贴本国生产和研发进行反遏制，且最优补贴率随着所受技术遏制程度的增加而提高。虽然补贴政策在短期可能引发更严苛的技术遏制，但会缩短技术遏制的时长，并在中长期实现更高的福利水平。而考虑到现实中补贴政策可能引发的企业“道德风险”等问题，后发追赶国家还需采取包括竞争政策在内的其他可行性策略。此外，通过增强国防战略型产业对民用产业技术溢出的效率，亦可提升后发追赶国家的反遏制能力与效果。

关键词：大国竞争技术遏制产业政策国防战略型产业

一、问题的提出

一国的技术发展水平对其国际竞争力有重要影响。近年来，美国政府出于对其国际霸权地位的维护，采取了一系列称之为“小院高墙”的技术遏制措施，使得中国面对的国际政治环境愈发复杂严峻，所承受的外部风险与不确定性与日俱增。科技创新成为中美战略博弈的主战场。为此，中国政府明确提出要统筹发展与安全，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科技创新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政策。但这些政策在促进国内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同时，进一步引发了美国的高度关注。中美之间的技术遏制与反遏制已经成为影响两国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重要问题。

从历史上看，大国之间的技术遏制与反遏制是大国竞争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6世纪的葡萄牙与西班牙、17世纪的荷兰与英国、19世纪的英国与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与苏联以及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美国与日本，都曾发生过世界领先国家对后发追赶国家实施严苛技术遏制的现象，而被遏制的国家也采取了不同的反遏制政策。能否成功应对技术遏制以实现技术赶超，不仅影响到国家自身的发展，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走向。

目前，关于技术遏制与反遏制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国际政治学领域。罗伯特·基欧汉（RobertKeohane）认为，霸权是影响各国经济合作的重要因素。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认为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决定着技术的流向，而科技创新是一国维系其霸权地位的根本保障。中国学者雷少华也提出，冷战后大国竞争的本质已转向持续创新与快速应用的产业链之间的竞争，是产业政策的竞争，其主要目标是争夺尖端技术以及市场规模；冯维江则认为领先国家对后发追赶国家的遏制政策会随着后发追赶国家的国家实力变化而发生改变。

上述研究为理解国家间的技术遏制与反遏制提供了理论基础，但仍未厘清在这个过程中各国政府的政策与微观市场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技术创新很大程度上是市场中分散的微观主体在各自经济激励下的优化决策行为。其中，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市场的供给与需求共同引导创新资源有效配置，而国家则是重大科技创新的组织者，能够通过政策引导市场上的微观主体去尽量实现本国的战略目的。不同国家的战略目的存在政策博弈。因此，要深入研究大国竞争中的技术遏制与反遏制，就必须跨学科地结合经济学中有关市场微观创新机制以及经济增长的理论与国际政治学中的国际权力关系理论。尤其是对于后发追赶国家而言，若想有效地应对技术遏制就必须结合代表国家意志的“有为政府”与承载微观技术创新主体的“有效市场”。

此外，在现有的经济学领域，虽然有大量研究关注了技术壁垒、贸易摩擦等对于经济的影响，但多将这些政策视为外生给定的冲击，而没有充分考虑其在国际政治背景下的内生性。以产业政策为例，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它的主要作用是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亦有研究认识到国际政治变化对于产业政策的影响，但这些研究都未将产业政策明确视为大国竞争中的一种博弈工具，因此忽视了博弈对手的内生反应。具体而言，面对技术遏制时，后发追赶国家加强产业政策对内可以调节市场机制、促进创新，对外则可能引起博弈对手的政策反应，促使对方动态改变其技术遏制政策。本文的研究表明，当后发追赶国家加强补贴政策以应对领先国家的技术遏制时，该政策在短期会导致领先国家更严苛的技术遏制，但亦会促使领先国家更早结束技术遏制，并在中长期实现后发追赶国家更高的福利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经济学中的产业政策就具备了对内促创新，以及对外反遏制的双重含义。

基于此，本文尝试结合国际政治学中的权力理论、经济学中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与动态博弈理论，构建一个包含大国之间国际政治权力博弈与内生经济增长的动态博弈一般均衡模型，将中美双方相关政策的内生性、互动作用与背后的国际政治动机结合起来进行理论分析，并借此对大国之间的技术遏制与反遏制进行分析与解释。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国际间技术扩散、政府间策略博弈以及内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