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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时期文学中的现代化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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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时期文学中的现代化叙事

现代化作为中国20世纪至今的一个语境特征，并非一个单维的概念。把它置于新时期文学中来考察，不同的作家和文学作品对西方现代化的叙述方式也有所不同。解读这些不同的现代化叙述方式，可以让我们了解新时期文学“现代”观念的发生历程及其局限，以反观我们当下对待现代、对待西方的姿态。

现代化是发展中社会为了获得发达的工业社会所具有的一些特点而经历的文化与社会变迁、包容一切的全球性过程。从历史上来讲，它主要指近代以来，世界各国一种以西欧及北美地区近现代以来形成的价值为目标，向其寻求新的出路的过程。一般而言，现代化包括了学术知识上的科学化、政治上的民主化、经济上的工业化、社会生活上的城市化、思想领域的自由化和民主化、文化上的人性化等。现代化的核心是“人性的解放”和“生产力（效率）的解放”。①因此，现代化在新时期常与西方化的内涵相近。本文中的“现代化叙事”是观察者按照自己的文化的模式在文学化或社会化的过程中对西方（现代）的总体重建，这和作家对自我与他者、对本土与异域的自觉认识息息相关，并受社会文化变迁的制约。作为“他者”的西方想象，在文本中以多种形式存在，它可以是具体的人物、景物、风物、书籍的描述，也可以是观念和言辞，它是存在于作品中的客观物象与相关的主观思想、情感和意识的总和。

一、革命的告别：隐而未彰的“西方”

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②，被视为“三只报春的燕子”③之一，是新时期文学开端的标志。虽然当时的政治形势还在“两个凡是”笼罩之下，但此时的中国社会及其思想文化领域正处在由否定“文革”、摆脱极“左”向解放思想、开创“新时期”的急剧变革之中。刘心武的《班主任》“以揭批‘四人帮’为纲”引起轰动，并获得全国第一届优秀短篇小说一等奖。但是，笔者注意到，《班主任》之所以如此准确地为时代“把脉”，除了其对“四人帮”的“显性”批判之外，还有其隐而未彰的“西方”想象，即巧妙地运用了《牛虻》兼具“西方”和“革命”的双重身份，打开了新时期文学中“人性”与“阶级”之间的对话空间，呈现出革命伦理秩序向新的注重个人才智的人道伦理格局让渡的过程，向爱情与启蒙致敬。

“在《班主任》中，刘心武其实还调动了《牛虻》一个隐而未彰的因素，即它是由《国际歌》开创的‘世界革命文学’的一部分，对《牛虻》的态度，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对‘革命’的态度”罗岗：《“读什么”与“怎么读”——试论“重返80年代”与“中国当代文学”》，《文艺争鸣》，2009年第8期。。《牛虻》是英国女作家艾捷尔·丽莲·伏尼契出版于1897年的歌颂意大利革命党人牛虻的小说，是一部反抗强权、争取自由的世界现代革命小说。牛虻参与了反对奥地利统治者、争取国家独立统一的斗争，最后为之献出了生命。他有着从一个虔诚的信仰基督教的小资产阶级成长为一个革命者的传奇经历。

王琼：论新时期文学中的现代化叙事谢慧敏和启蒙者张老师在关于《牛虻》的评价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谢慧敏认为《牛虻》是黄书，用革命伦理来批判人道伦理（谢慧敏见《牛虻》里头有外国男女谈恋爱的插图）。而宋宝琦也从中读到了爱情，窥探到了牛虻和琼玛的小资产阶级爱情，也认为《牛虻》是黄书。在这里，《牛虻》一书中的革命性是张老师批判谢慧敏、宋宝琦以及“四人帮”的武器。而对于《牛虻》中的人道伦理尤其是爱情，张老师无法解释，叙述者用“他们又都是在并未阅读这本书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做出这个结论的”这样含混和模糊的语句来避开这个问题。张老师的无法解释而非大力批判已经在文本中为《牛虻》正了名，革命伦理和人道伦理都各自归属到17年以来的主流文化谱系中。

《班主任》巧妙地运用了《牛虻》兼具“西方”和“革命”的双重身份，进而打开了新时期文学中“人性”与“阶级”之间的对话空间。“革命”与“恋爱”在新时期初期均具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新时期批判“文革”，以批判“四人帮”为历史批判的元话语，对“文革”运动所形成的对人性的专制与压抑的批判也是新时期政治实践的重要一环。但批判“文革”所形成的思想文化体系，仅仅依赖于“现代化”这一文化远景的允诺是不够有力的，所以重新激活“革命”这一宏大叙事，同时肯定个人日常生活的基本欲望和价值追求，就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迫切需要。同时，“恋爱”在文学中的重新确立，也是知识分子向新时期意识形态所建构的新的现代化的文化秩序认同的体现。

较为有趣的是，张俊石对“人性论”其实是有批判的，但是这种批判仅仅是一种空泛的去革命化的修辞。张俊石在对“人性论”的质疑中，肯定的是知识的重要性，从而确立了掌握知识的知识分子的启蒙地位。张老师认为“资产阶级标榜‘自由、平等、博爱’，讲究‘个人奋斗’、‘成名成家’，用虚伪的‘人性论’掩盖他们追求剥削、压迫的罪行”。但同时，张老师在分析宋宝琦“严重的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