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的消费潜力有多大-市民化对农民工消费的影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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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的消费潜力有多大

市民化对农民工消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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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必须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和居民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均呈现显著的下降趋势,2013年分别仅为48.2%和34.1%。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发达国家,如美国和日本,这两个比重均呈现显著提高的态势而且远高于中国。2013年,美国的这两个比重分别为83%和68%;日本分别为82%和61%[1]。

就中国目前整体经济状况而言,扩大消费需求的目标能够通过多种途径达到。其中,释放农民工的潜在消费需求是一条重要途径。之所以这样说,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农民工工资上涨迅速,农民工规模持续扩大,其收入从总量上看已经是一个相当大的数额,产生巨大的潜在消费需求(蔡昉、都阳,2011;李实,2013;蔡昉、王美艳,2013;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14);第二,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其边际消费倾向显著高于上一代农民工(王美艳,2013;“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组,2011)。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潜在的新兴消费群体,对于扩大中国的消费需求和推动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工在就业、收入、福利待遇和公共服务等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其就业通常更不稳定,收入更低,所享受的社会保障和社会保护更少,而且不能均等地享受义务教育和保障性住房等方面的公共服务(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10;樊纲、郭万达等,2013)。几乎所有的消费理论都一致认为,收入是影响消费水平的基本因素,收入较低消费水平通常也会较低。与此同时,就业稳定状况以及所享受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状况,对消费水平和消费模式也有重要影响[2]。

基于这些情况,尽管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但是,由于其不具有真正的城市居民身份,其消费行为特征与城市居民完全不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0;樊纲、郭万达等,2013)。对农民工而言,如果就业稳定性提高,收入增加,被更多的社会保障和社会保护覆盖,享受更均等的公共服务,就会对未来具有更加稳定和乐观的预期。更进一步,如果能够完全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农民工获得正式的市民身份,农民工的消费意愿就会相应改变,并提高消费水平,改变消费模式(蔡昉,2011)。

部分有关农民工消费的研究对农民工为什么具有消费潜力进行了解析,并探讨了挖掘农民工消费潜力的制度手段(蔡昉,2011)。已有大多数使用微观调查数据对农民工消费进行的研究,其共同问题是,所使用的调查数据仅包括农民工,而不包括城市居民(孔祥利、粟娟,2013;粟娟、孔祥利,2012;曹广忠、李凯、刘涛,2012)。基于此类数据,仅能对农民工的消费状况进行描述,考察农民工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

然而,考察农民工实现市民化的消费潜力,则只有以城市居民为参照系,通过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进行对比分析才可能完成。显然,进行这类研究需要使用的数据同时包含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两个群体。Song等(2010)使用的调查数据中同时包括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两个群体。该研究通过消费与收入的简单回归,估计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消费弹性与边际消费倾向。我们知道,消费除了受收入的影响外,还受一系列其他因素的影响,如社会保障覆盖状况、家庭规模和受教育水平等,但是,该研究未对这些因素进行控制。与此同时,该研究也没有对农民工市民化的消费潜力进行预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0)运用CGE模型,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对扩大内需和经济增长的影响。CGE模型使用的是汇总数据,无法将影响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消费的微观特征考虑在内。而且,CGE模型基于若干假设对农民工消费进行预测,这些预设条件可能与现实差距较大。

本文将使用2010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对农民工的消费潜力进行考察。研究将以城市居民为参照系,对农民工的消费水平与消费模式进行描述,以更加清晰地展示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相对状况。研究将分析两个群体的消费弹性和边际消费倾向,并预测如果农民工实现市民化,其消费水平和消费模式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消费潜力有多大。农民工消费潜力预测的基本假定是,农民工实现市民化后,其消费将按照城市居民的消费模式进行。这恰恰是人们关心的真正意义上实现市民化后的农民工消费潜力。

本文以下部分是这样组织的:第二部分对研究使用的数据进行详细介绍,以城市居民为参照系,分析农民工的消费水平和消费模式;第三部分分析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估计和比较两个群体的消费弹性和边际消费倾向;第四部分考察如果农民工实现完全的市民化,其消费水平和消费模式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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