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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之中国音乐

一、中国音乐与文化发展应保持自身音乐文化体系

二十世纪中国音乐受西方音乐影响最大的是浪漫乐派或民族乐派。如果说语

言的整化和统一必然以一个有权威的方言或语言为基础，那么可以说，中国传统

音乐因素与西方的浪漫派音乐的结合构成了这种整化的音乐语言基础，直至本世

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这种对浪漫乐派的接受和音乐语言的整化现象也有其

自身的音乐文化基础。其一，中国音乐对音乐标题性、文学性的爱好；其二，中

国音乐对音乐旋律抒情性的重视；其三，对音乐的民族性、英雄性、幻想性偏爱。

以上三个特点也是浪漫乐派所具有的特征，举凡中国大众广为接受的音乐作品，

如《黄河大合唱》，钢琴协奏曲《黄河》，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交响诗《嘎达

梅林》等等，无不具有以上特征。到本世纪八十年代，这种整化的音乐共同语开

始分化，其主要标志为受西方“先锋派”音乐影响而出现的“新潮”音乐(以及

后来出现的通俗音乐)，与中国传统音乐的部分接触，较突出的是郭文景音乐创

作中的“四川音乐风格”，如作品《蜀道难》，谭盾音乐创作中的“湖南音乐风格”

等。通俗音乐创作中也出现了“西北风”、“东北风”等与地方音乐风格的接触。

但这些接触是短暂的，并没有能形成新的音乐共同语的整化或分化。这种非本位

文化技术元素的强行导入，使本位文化的整体构成骤然变换，甚至被悬搁了起来。

其影响不仅发生在创作思维及其具体的操作层面，同时也影响到包括传播、教育

以及从事这一专业的音乐文化当事人的身份结构。由此来看，在全球音乐文化越

来越开放、交流越来越频繁的情况下，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仍应该保持与自身音

乐文化原型——地区性音乐风格文化自主体系的联系。

二、具有中国特色地区性音乐风格是文化自信的动力之源

第一，地区性音乐风格是建立在中国音乐上千年历史演变基础上的(上可追

溯到周代十五国风)。其本身的变异或演化有其内在和潜在的文化基础，如语言、

艺术、哲学、心理、美学、地理环境等。这就形成了一种生命遗传体的“基因”

——音乐风格历史演变框架的“活动”传统，也是宇宙地球地域生命文化的体现。

在综合音乐观的参照下它可以成为一个包容各种音乐类型的开放体系(如通俗音

乐、专业音乐、传统音乐等)，同样也可将西方音乐的优秀部分纳入这种地区性

音乐风格演变框架中进行演变。第二，地区性音乐风格以音乐历史风格演变的框

架为基础。这将有利于在变化因素和连续性要求之间建立新的平衡条件，使音乐

文化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与文化原型发生关系。第三，地区性音乐风格有利于促

进东方音乐的发展和东方文化效应。东方国家多属于地区性音乐风格体系，同类

型文化的交流更容易引起相互共鸣、吸收和促进发展(如表演、教学、理论等交

流)，考虑共同面对的问题，促进东方音乐参与世界音乐发展的历史进程，形成

东方文化效应，增强东方音乐的国际地位。第四，地区性音乐风格所具有的社会

学意义。地区性音乐风格重建是根据各地区各民族音乐文化的基础来考虑的，了

解自己的音乐传统根基与文化业绩及历史，有利于增强各自的自信心、自豪感与

自觉意识，即发现自己是谁，它独具的音乐文化特征，然后也发现别人是谁，以

自己的方式接受自己和别人，并以自己的方式前进。第五，地区性音乐风格有利

于保持地方文化生态特征(如音乐与民族特性、语言、生活方式、人文景观、自

然地理等)，只有保持一定的地方文化生态，音乐才具有文化个性和吸引力。

三、中国音乐文化自信要在新的道路探索发展

20世纪的中国新音乐是整个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选择“新

方式”来做事情，过生活的结果之一。“新学堂”的建立，“学堂乐歌”的兴起以

及其成熟的发展，中国的无调性作品，中国的十二音作品的陆续出现，等等。所

有这一切，均说明我们中国人“听音乐”，“做音乐”的方式有了明显的质的改变。

这些行为令那些不习惯接受中国新音乐的外国学者感到费解。其实赵元任先生早

已说得明白:“中西音乐有异，中国音乐有自己的‘国性’，只得保存跟发展。

但我们中国人得在中国过人的日子，我们不能全国人一生一世只穿了一种学博物

馆的服装，专预备你们来参观。”可见，那种要求我们中国人的音乐文化永远停

止在1840年以前的想法不仅是不现实的，更是“不人道的”。自宋代以后，中

国音乐主要是以本土繁衍、变异的方式在发展。直到清末，外来音乐文化，尤其

是西洋音乐文化与日本近代音乐逐渐传入，音乐由此兴起。而这种现象确实为中

国音乐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知识经济发展加

剧了东西方音乐文化的交融和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