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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文选型”语文教材模式的多向思维(一)

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颁布，标志

着我国开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与此同

时，关于语文教材多样化的命题也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当

时分管基础教育的前国家教委负责人曾对我国的语文教材

作了如下的描绘：“语文教材，现在也有很多种，基本上都是

由课文、语文知识、练习三部分组成，其共同的特点是以课

文作为教材的主体，知识作为一个体系，按知识体系组织课

文，少量的练习是用来帮助学生理解课文、理解知识的。”

针对这种几乎模式化的语文教材编撰策略，这位负责人提

出：“能否改变一下这种单一的模式？是否也可以考虑把语文

教材的着眼点放在增强学生的语言表达上，大力加强语言实

践活动，而课文知识则围绕为语言实践服务来编写呢？”[1]

这里的模式，就是“文选型”语文教材模式。

“文选型”语文教材，指的是以所选范文作为主体的一种教材

类型。我国古代语文的文选教材，当以南朝梁太子萧统编选

的《文选》为宗。《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自

唐初李善加注以后，此书流传更为广泛，几乎成为学校教育

的必修教材。古人说，“文选烂，秀才半”，可见其重要的程

度和广泛的影响。《文选》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

地位，也是我国古代语文教材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的一

些重要的编辑思想为后世的语文教材建设提供了许多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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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借鉴。《文选》由于开我国文选型语文教材之先河，且符

合我国作为文章大国的国情，因此一直为后世所仿效。历朝

历代均有许多文章选本问世，并出现了诸如真德秀所编《文

章正宗》，谢枋得所编《文章轨范》，吴楚材、吴调侯所编《古

文观止》，姚鼐的《古文辞类纂》，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

等优秀文选本。这种文选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当代，成为中

学语文教材的一种主要模式。

由中国语文教材的历史发展可知，“文选型”有两种基本的类

型：一种是单纯的范文汇编；一种是以汇编的范文为学习内

容的中心而辅之以注疏和评点。后者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得

以不断地充实，成为语文教材的主导类型。选文、编排、注

疏、评点和印制，是“文选型”语文教材编撰的基本工作，而

选文则是其中最为关键的环节。“范文制度”下的“文选型”语

文教材，本的是“取法乎上”的精神，它选取“文质兼美”的典

范篇章，以供学习者讽咏、研习、模仿。“取法乎上”，既包

括人格方面，也包括文采方面，而这两方面，汇集于诗、文

的写作。

“文选型”教材自有其本身的优势，然而任何单一模式的教

材，它的功能毕竟是有限的，所以对它的改革应该是一种必

然的要求。在中国现代，“范文制度”几无动摇，所变革的，

还是“范文”之中的“文”，从思想内容到语体形式。从教材编

撰的角度，变革的主要努力，是“文”的组合方式，实时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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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教材体系”。比如孙俍工编的《国文教科书》尝试以“文

章作法”为线索，将选文组合成单元，赵景深主编的《混合国

语教科书》编入系统的文法、作文法和修辞的知识，使文选

与语言基础知识“混合”起来。以夏丏尊为主的《国文百八课》，

是对“范文制度”的一次极有分量的挑战，但结果也仅仅是一

种探索，并没有被发扬光大。20世纪50年代的汉语、文学

分科的实践，是中国语文教育史上对“范文制度”的第二次严

峻挑战，但由于种种原因，也半途而废。在当代，包括大陆、

香港、台湾地区，语文教材，仍以“文选型”为正宗。而历次

伴随语文教育改革的教材改革，从整体上讲，均沿着传统思

路所规划的线路展开，一是针对“范文”中的“文”（而且主要

是“文”中的“思想性”或“人文性”方面）；二是着力于“文”的组

合方式，（也就是“教材体系”以及“教材体例”）。由此可见，

我国的“文选型”语文教材，有着自己的固有传统；在长期“一

纲一本”的体制下，形成了特定的模式。这种传统和模式，我

们借用香港学者陆鸿基的话，用“范文制度”[2]来形容。

但是，中小学的主导性语文教科书，即通常所说的“综合型”

教材，以及“分科型”的阅读教材，至今乃笼罩在“范文制度”

中。例如，香港特区现行的10多套中学语文教材，多以单

篇选文连缀而成，少数几套也只是对选文加以文体的编排。

台湾地区现行的中学语文教科书《国文》，编撰策略是将选

文按文体与语体错综排列。大陆自20世纪80年代末起，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