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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暴力与媒介素养

作者：杨帆

来源：《今传媒》2009年第05期

一

1999年，美国科罗拉多州哥伦比亚高中发生了一起震惊全美乃至整个世界的血腥事件。

两名18岁的中学生在校园枪杀了12名学生和1名教师，并造成23人受伤，最后他们举枪自

杀。据报道，他们都是射击游戏《毁灭公爵》的狂热爱好者。在一盘摄于大屠杀事件之前一年

的录像带里，这两名中学生曾穿着军用雨衣，模仿着《毁灭公爵》的模式，这与后来发生的真

实事件惊人的相似。好莱坞后来根据这起事件改编成了两部电影《大象》和《迈克摩尔·在美

国》。

在传媒业日益全球化、市场化、产业化的今天，传媒中所反映的暴力内容逐步增加，暴力

倾向日益增长，充满血腥与暴力的电子游戏也已被人们视为“电子海洛因”，媒体的总体信誉面

临着严峻挑战。媒体暴力一般被认为是包括电影、电视、电子游戏、报刊、网络等在内的媒体

含有或刊登暴力内容，并对人们正常生活造成某种不良影响的暴力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学者一直批评媒体，一些收视率很高的电视剧、票房很好的电影实际

上就是一个暴力、性和社会黑暗面的综合体。他们将电影电视中反映的暴力内容比喻为“客人

来家里宣扬暴力，而我们都没把他撵出去”。究其原因，因为电影电视对暴力概念的重新解释

与传播，有着其他媒体不可替代的更为直观、形象的作用，它们才更具有蛊惑力和欺瞒性。日

本著名导演北野武因为充斥在自己电影作品里的暴力血腥场面博得了世界级导演的位置（《花

火》获得1997年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奖，《座头市》使北野武获得第60届威尼斯电影

节最佳导演奖），“暴力美学”也由此几乎成为北野武电影的代名词。

尹鸿先生指出：“电影电视都是一种平面型文化，它既不需要通过对现实境遇的揭示来唤

起人们对自己的真实处境的总结，也不需要通过对某种乌托邦理想的期望来引发人们的实践热

情，任何深度的出现不仅没有必要而且往往有可能扩展文化品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从而影响

它的商业价值”。长期以来，我国的媒体(当然包括电影媒介)在经营和管理上形成了一定程度的

垄断，造成受众可用于判断的基础信息匮乏，传媒稍带呆板的强制色彩的教化模式，使得受众

对传媒传递的信息丧失了基本的警觉性。

当今时代大多数人对媒介都有不同程度的了解，媒介中出现的大量暴力内容无异于向受众

宣告了一个没有安全感的社会存在，加剧了人们对暴力的麻木感与宽容度。许多人缺乏对媒介

信息的正确判断力，他们对媒介的认识主要出于感性认识，对媒介信息采集、制作、发布的运

作程序以及控制方式了解不够，对媒体机构特性的认识以及媒介信息对现实社会再建构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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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不足，对媒介承受经济利益驱动及社会责任双重压力的现状没有深入思考。特别是青少年

群体，对媒介的特性、功能以及影响的认识还比较模糊，甚至是错误的。他们接触媒介的主要

目的除“放松自己”外，主要是“学会与人交往”，即通过对媒介内容的接触、学习和理解，获得

社会经验、学习社会行为。但更多的时候他们忽视了媒体暴力对自身潜移默化的负面影响。因

此，针对青少年群体应该制作什么媒介产品，应如何引导青少年正确使用媒体，都是值得政

府、媒体和学校以及相关机构研究的课题。

公众和学者对媒体暴力所导致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未成年人的负面影响的关注早已存

在。20世纪20年代，电影工业突然介入几乎每个美国人的生活，人们对新兴电影工业的影响

关注度迅速增加。1928年美国电影调查委员会邀请了一批大学的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

学家，由一个私人慈善基金会（佩恩基金会ThePayneFund）提供经济援助，对有关电影影响

儿童的各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调查。经过3年的调查研究，他们得出结论，电影似乎把所有新的

想法带给孩子们，影响他们的态度，刺激他们的感情，向他们展示与多数成人不同的道德标

准，并影响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和日常行为。电影影响力研究的结论强化了人们的恐惧遗传。这

些担心造成公众对电影生产者施加压力，要求它们“净化行为”。

世纪2060年代，媒体暴力有越来越泛滥的趋势，它不仅在数量上有增加，而且变得更加

图像化。1969年，美国暴力原因与防范国家委员会经过一年半时间的研究，从它的7个特派

小组与5个调查研究组的报告中提出了一项15卷本的报告，显示了公众对于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