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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港历史概述

广州为我国海上丝绸之路重镇，广州港是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港城相伴相生。早在东汉初年，广州港的远洋运输已达波斯湾。从唐代市舶使、宋代市舶司，到清代粤海关及“一口通商”；从十三行到广交会；从新石器时代的七星岗古海岸遗址到秦海、唐涂、宋地沧海桑田；从黄埔古港到南沙港······广州港历经2000多年营运长盛不衰，从而成就了闻名于世的东方大港、世界大港！进入20世纪以来，广州港与广州城相融共进、快速发展，已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综合性主枢纽港，为广州市乃至泛珠三角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港为城用，城以港兴，广州港与广州城相辅相成。作为中国重要的贸易港口，广州港兴起于秦汉，发展于唐宋，兴盛于明清，蓬勃于当代，孕育了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延续了2000多年的强盛繁荣。

古代广州港

秦汉之际是广州港初步形成时期，东南亚、南亚甚至波斯湾地区的货物在番禺（广州古称）集散，使番禺成为西汉时期最著名的九大都会之一。三国东吴重臣歩骘重修番禺城，广州再次成为岭南政治、经济中心，对外贸易愈加繁荣。隋唐时期的广州港不仅是中国第一大港，而且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港口，众多蕃商云集，是世界上重要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心。两宋时期的广州港对外贸易规模在唐代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市舶司的建制也愈加完善，为朝廷税赋提供了大力支持。南宋末年至元代末年，以广州为起点的陆上交通线、近海国内交通线和远洋航线仍在进一步扩展，元代从广州港出发的船只可直抵大都（今北京市区）。明代对外贸易政策几经变化，但广州港始终是重要的对外交流窗口。清代鸦片战争前，广州港更是取得一口通商的地位，是清代官方对外交流的最重要枢纽。

在远洋航行方面，广州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在两汉时期，从广州港出发的船只便可沿海岸线往西南行，抵达印度半岛南端。魏晋至宋元时期，随着造船、航海技术进步，广州港对外航线不断扩展，最远能到达非洲东海岸。明代，西方航海大发现促进国际远洋航运业的发展，广州——日本、广州——南美洲、广州——南美洲、广州——欧洲的航线也已开辟。清代是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外舶来华数量、中外贸易额逐年增加，广州——北美洲航线开辟，从广州出发的船只可顺利通航世界各地。

广州城市建设与广州港码头位置演变息息相关。秦汉时期，广州城西的兰湖是一个天然的避风港，有河道南通珠江，兰湖码头是广州城最重要的内港码头。随着珠江北岸逐渐南移，南朝时期的坡山古渡成为最重要的内港码头。唐代，坡山半岛西侧的光塔码头地位逐渐提升。宋代，由于城市扩建，光塔码头所在的浮丘湾（因湾内有浮丘石而得名）成为南濠，南濠入江处的西澳、东澳均变为城内渠道，广州内港码头西移十八浦，并在那里置怀远驿，成为明朝最重要的内港码头。至清代，广州城郊进一步扩展，内港码头移到了十三行之南。至于外港，最迟至唐代，扶胥港菠萝庙码头便是广州最著名的外港，随着广州外贸规模的扩大，扶胥港的外贸地位不断提升。后来由于河道淤塞，菠萝庙码头迁移至琶洲黄埔村，成为扶胥港滞后最重要的外港码头。

近代广州港

鸦片战争前，广州即成为华南物资集散和交通往

来的重要商埠，民间木帆船运输业贸易发达，历久不衰，商船往来遍及中国沿海港口及东南亚各国。鸦片战争后，广州港首当其冲地受到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劫掠，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贸易港口。

两次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来华大力投资航运业、造船业及其他工业，广州港进出船只数量、贸易总额均有所提升。伦敦中国航业公司以广州港为起点，开辟了广州——上海、广州——青岛、广州——牛庄、广州——天津4条航线，且在广州河南白蚬壳一带建有11间仓库。印度中国航业公司以广州港为起点的航线有3条，即广州——上海、广州——天津、广州——青岛，且在广州芳村东岸大涌口一带建有9座货仓。船舶修造厂有柯拜船坞、于仁船坞公司、福格森船厂等。随着外国资本对广州的输入，特别是投资开办轮船业及船舶修造业，到广州港的外国船只越来越多，最著名的当属省港澳轮船公司。清光绪十六年（1890），进出广州港的本国及外国船只总吨数，比过去十年的任何一年都有增加，仅进港即达148.8万吨。而洋务运动兴起，大力创办近代实业，促进广州港贸易的发展。洋务派在广州地区大力兴办造船业，有广州黄埔船坞、广州机器局等，广州港航运面貌有所改观。轮船招商局以广州港为起点不断开拓新航线，沿海航线主要有5条，即广州——牛庄、广州——上海、广州——汕头、广州——香港及广州——澳门，并试图开拓远洋航线。由于洋务运动中广州地区民族资本主义和近代工业的勃兴，以及外国资本输入的影响，19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广州港海内外贸易一度出现回升现象。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广州港进一步沦为帝国主义列强对华南地区进行经济掠夺的重要据点和转运站。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