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制度逻辑下普惠性民办园质量风险的生成与防范.doc

多重制度逻辑下普惠性民办园质量风险的生成与防范

［摘要］有质量是普惠性学前教育服务的核心属性和内在要求。当前作为普惠性学前教育服务重要供给主体的普惠性民办园面临着较大的质量风险，从多重制度逻辑的视角看，是政府的政治—行政逻辑、民办园的市场逻辑和家长的社会逻辑相互交织作用的结果。多重制度逻辑互动下，质量监管乏力造成的“管理缺位型”质量风险、经费保障不足引致的“资源制约型”质量风险和质量信息不对称助推的“信息遮蔽型”质量风险在普惠性民办园中以交叉甚至叠加的状态存在。应从加强普惠性民办园质量的准入性筛选与过程性监管，明确普惠性学前教育服务的质量标准并完善经费保障机制，健全信息公开机制以助力多元监督体系完善等方面对普惠性民办园存在的质量风险进行防范。

［关键词］多重制度逻辑；普惠性学前教育；普惠性民办园；质量风险

一、问题提出

建设公平而有质量的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大任务。[1]普惠性民办园作为我国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21年底已达11.7万所，占普惠性幼儿园总数的47.8%。但是，在数量快速增长的过程中，普惠性民办园也不同程度地陷入了质量风险的窠臼，在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背景下成为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短板。有研究以北京市一级一类园的156个班级为调查对象，对不同办园体制普惠性幼儿园的教育质量进行比较，发现普惠性民办园整体质量较低。[2]另有研究对4省6区县433所幼儿园的433个班级教育质量进行现场观察评价，发现在各类幼儿园中普惠性民办园质量最低。[3]也有研究以C市15所普惠性民办园的29个班级作为样本进行质量评估，发现质量整体不理想。[4]总体而言，当前普惠性民办园的质量状态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提出的“安全优质”发展要求还有较大差距，普惠性学前教育在2035年实现“更加优质”的发展目标也面临着较大挑战。因此，着力提升普惠性民办园质量，补齐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质量短板是当前我国学前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

围绕普惠性民办园质量这一研究议题，已有研究或从学理上对普惠性民办园与质量的关系进行探讨，[5][6][7]以回答“为何普惠性民办园需要有质量”的问题，或对普惠性民办园的质量现状开展调查评估，[8][9][10]回答了“普惠性民办园质量现状如何”的问题。相对而言，对“普惠性民办园质量缘何如此”这一问题缺乏系统深入的分析，特别是针对其内在机理，学术界还缺少相应理论解释和逻辑分析。普惠性民办园作为政府与民办园合作的产物，属于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供给制度的创新之举，而制度创新的过程往往伴随着多重制度之间的互动与博弈。从制度层面看，普惠性民办园呈现出的质量偏低问题是相关主体在制度安排下行为方式和行动策略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行为选择的背后是其所遵从的普遍的、稳定的制度逻辑。基于此，本研究从多重制度逻辑的视角对普惠性民办园质量风险的生成逻辑进行分析，力图回答“普惠性民办园质量缘何如此”这一核心问题。需要指出的是，从多重制度逻辑的视角审视普惠性民办园质量偏低的原因，客观上存在着制度性解释的限度。民办园质量偏低是一个历时性的事实存在，长期以来，我国民办学前教育整体发展不成熟而引致的民办园整体质量偏低，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现有普惠性民办园“原生型”质量偏低的状况，即民办园质量基础较为薄弱的事实在普惠性学前教育制度实施之前就已经存在，这就意味着可供吸纳到普惠性幼儿园行列的民办园整体质量偏低。当前我国普惠性民办园质量偏低在某种程度上是民办园质量基础较差的历史事实在当下的延续。但客观上看，普惠性学前教育制度作为尚处于探索阶段的新生制度，难免存在不完善、不健全之处，其作为“后致型”因素在客观上也从多方面、多层次影响着普惠性民办园的质量。本研究主要聚焦于民办园转型为普惠性民办园后，各主要行动主体的制度逻辑如何在互动与博弈中影响普惠性民办园质量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并在此基础上从制度层面提出普惠性民办园质量风险的防范策略，以期为助力我国普惠性民办园有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二、多重制度逻辑框架及其在普惠性民办园质量风险中的嵌入

（一）多重制度逻辑分析框架的理论阐述

“制度逻辑”由弗利南德（Friedland）和阿尔弗德（Alford）率先提出，其认为“制度逻辑”是确定制度参与主体行为方式的规则体系和观念框架。[11]任何制度秩序都会根据各自的中心逻辑建构其组织关系和制度安排，并塑造主体的行动机制与行为方式。按照西方社会体系运行的结构与功能，沃尔特·鲍威尔（WalterPowell）认为其主要受到市场逻辑、家庭逻辑、国家逻辑、民主逻辑与宗教逻辑等五大核心逻辑的制约。[12]国内学者周雪光较早将“制度逻辑”引入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之中，提出了“多重制度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