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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

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

——从

“乡土社会”到“新乡土社会”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经济体制在不断快速的

转型中。其中社会结构不断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转

型，工商服务业在社会生产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过程；而经济体制

也从建国初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不断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而在社会

实践结构的这种历史性巨变下，农村社会的发展也从传统农村“乡土

社会”逐渐向“新乡土社会”转型。

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占

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人口造就了其“乡土”特征。从基层上看去，中

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把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性质便是“乡土社会”。

“乡土社会”也便成为人们对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性质的基本判断。

“乡”和“土”是理解乡土社会的两个关键字：“乡”是一个标志特

定地域文化和情感归属的概念；“土”是一个标志特定地域范围的概

念。许烺光先生在《祖荫下》对喜州文化做了一个总结，他认为喜州

文化主要由五个因素组成：既父子同一，性别疏远，大家庭的理想，

教育的模式，祖先的愿望。这些因素其实也正是构成特定地域范围及

人们维持特定地理区域及区域文化的某种特殊情感关系一把钥匙。与

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生产方式相联系，传统的乡村社会便具有土地依

赖、聚村而居和家族归属三个显著特点。

一依赖土地

国的传统社会“可以说是个‘无法’的社会”，是一个“礼治”的社

会。这里的“礼”就是一种长期的文化积淀所形成的区域亚文化及其

制度表现形式——非正式制度。“乡土意识”体现了村落居民对养育

了他的村落的归属感，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相应地，一方人

也会依赖于一方水土。农村居民这种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的依赖根

深蒂固，“乡”也成为联系来自同一地区互不相识的人们间一种天然

的纽带。这种联结纽带背后所维系的是聚村而居的生活方式所形成的

村庄认同及其延伸形式——村落认同、地区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

同。

三家族归属

由于乡村中有共同利益关系的是家族的成员，他们之间以血缘关

系为纽带，利益往往被血缘关系所涵盖。也即形成了家庭归属在西方，

“家”一般是指夫妻及未成年子女。而在中国文化中，“家”的含义

比较模糊，在西方“家”概念以外，中国的“家”还可能包括兄弟姐

妹、成年子女、父母、祖父母、叔婶姑姨等远近亲疏关系不同的其他

社会关系。中国传统家庭“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小天地，是一个微型的

邦国”。在多数情况下，“家”实际指的是家族或宗族。在中国文化中，

个人从来都不是意志自由、行为自决的独立个体，庞大的“家”结构

把个人的社会生活完全纳入了家族的整体意义结构之中，从而成为家

族整体结构的一部分。个人和家族共同体之间形成了一种互依关系，

各家族之间则相对独立。中国的家族和家族主义引起了文化人类学家

浓厚的兴趣。弗里德曼研究指出福建和广东家族组织度比较完善的三

个可能原因：水稻种植、水利灌溉和边区环境。这种概括与费孝通对

中国农民聚村而居原因的概括都强调了农业生产和居民安全两个因

素的重要影响。许烺光则通过中国、印度和美国家族的比较研究认为

中国人具有情境中心和相互依赖的处世观，他们“倾向于在家庭这个

人类初级社会群体中来解决他生活中的问题”。

中国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对乡土的归属和对家族的依托使传统农

业社会形成了一个相当封闭的、低流动性的社会结构，一般情况下，

农村居民不愿进行社会流动。在社会流动过程中，农村居民即使因各

种原因离开家乡，终老之后仍然要以各种形式回归村庄，被称为“叶

落归根”，这里所归属的是村庄，更是家族。

而在改革开放以来，快速而广泛的社会转型过程不可避免地扩展

到广大农村地区，开启了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结构的快速现代转型进

程。不同于建国初期由国家所主导的支边，上山下乡，大串联。进入

21世纪以来，伴随着农业税的取消、逐年加大的农业补贴政策的实

施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风起云涌的进城务工浪潮等因素交织在一

起，共同促进了近年来中国农村社会的结构性巨变。“分散和封闭的

乡土社会已越来越深地进入或者卷入到一个开放的、流动的、分工的

社会化体系中，与传统的封闭的小农经济形态渐行渐远”。乡村经济

结构、社会关系、家庭结构等在社会转型期所发生的显著变化使得“乡

土社会”已经无法概括当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