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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发现中的小麦

：引言

小麦是旱地高产作物，也是中国北方地区现今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小麦在中国发生和

发展的历史，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这不仅因为其在农业史研究方面的意义，而且还

在于在考古学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意义。随着古代文明化进程研究的深入，对史前时代人口、

资源与环境关系的研究，已经成为考古学家关注的热点问题。现有的考古学资料显示，正

是在文明化进程的关键时期—㎜龙山时代，考古遗址中小麦遗存普遍出现，这可能暗示当

时人类社会的巨大变革与农业特别是小麦种植有某种关联1。关于农业对考古学文化发展

的直接作用，在北美东部的史前文化中也有明显的表现2。由于受到考古资料的局限，至

今仍然对小麦这种重要粮食作物在中国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有很多模糊的认识。本文通

过系统收集已经发表的考古资料，对中国先秦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小麦遗存3进行系统总结

与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小麦产生与发展历史过程，对今后的研究提出一些设想。

：中国早期小麦遗存的考古发现

根据学术界的一般观点，西汉以后，小麦已经成为中国北方广大地区主要的粮食作物

之一，从新石器时代到秦以前的时期，是探讨小麦这种作物在中国出现和早期发展的关键

时期。所以，本文中的“早期”就是指秦及其以前的时期。关于中国早期小麦的研究，一

直受到植物学家、农学家、古文字学家的重视，而从考古学角度进行探讨的工作很欠缺。

事实上，研究这个问题，考古学资料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

系统检索公开报道的小麦考古遗存资料后发现，到目前为止，小麦考古遗存的相关报

道不仅数量少，而且有些资料的可靠性比较低。我们将所收集到的相关材料分为两类，一

类是正式的考古报告中公布的材料，另一类是转载或者是非考古报告中公布的材料。第一

类资料，还可以根据标本是否经过专业人员鉴定细分为两类。

从表中可以看到，年代最早的小麦遗存是河南陕县庙底沟距今7000年前后的麦类植

物印痕。这个资料未见正式报告中报道，只是在论述性文章中提到;认为是“麦类印痕”，

没有明确是小麦还是大麦，亦或是其它麦类。山西保德王家湾出土的史前时代“麦粒印

痕”，既不曾见于正式报告，也没有明确小麦还是大麦23。20世纪60年代报道的新疆巴

里坤县石人子乡土墩遗址发现的遗存，也是“麦”，没有明确是否为小麦或大麦。鉴于上

述，我们暂时对这三个材料存疑，就是我们在分析中国早期小麦遗存的时空分布时不采用

这些数据。此外，文献20中提到的几个遗存资料，都没有给出参考文献，其中除山东日

照两城镇、河南洛阳皂角树、陕西周原和安徽亳县钓鱼台以外，我们都没有找到相关的文

献资料，自然也不能将河南新密新砦、偃师商城商代早期、殷墟商代晚期的发现作为正式

资料来引用。关于遗存的年代，我们优先选择那些炭化麦测年结果，但对于炭化遗存自身

进行测年只是最近才被重视的，我们所见到的绝大多数报道都没有对炭化遗存自身进行测

年;所以，如果麦类遗存与明确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共存关系是确定的，就采信其年代;而象

新疆发现的三处遗存资料，其年代是根据与其共存的考古学文化遗存的年代判定的，但问

题是考古学文化的年代也是不确定的，例如，对于新疆“含彩陶类型”的年代，并没有一

个明确的说法，孔雀河下游墓葬的年代也只是推测，对于这三个遗存的年代，本文也存疑，

最起码有待新的资料来证实。

如果我们暂时不考虑前面提到的存疑的麦类遗存资料，就可以做出图l。从图中可以

清楚看到，年代最早的小麦遗存就是龙山时代，空间分布上从甘肃天水西山坪遗址年代是

距今4800年、甘肃民乐东灰山距今5000—4000年、陕西武功赵家来4400—4000、歧山周

原，到山东24茌平教场铺、胶州赵家庄和日照两城镇;此后的夏商周时期，不仅有小麦遗

存，还有大麦遗存，有二里头文化的河南登封王城岗、洛阳皂角树、偃师二里头二里头文

化三期，商代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陕西歧山周原、西藏昌果沟，周代的安徽亳县钓鱼台、

青海丰台。

上述资料显示，在龙山时代，似乎小麦突然在中国黄河流域大范围出现，而且从胶州

赵家庄等遗址中出土的炭化小麦形态看，显然已经是完全驯化成熟的小麦，已经远远脱离

了小麦种植活动的初期阶段。但是，我们发现，在河南省范围内，没有发现龙山时代的小

麦遗存。而此后的夏商周时期，小麦遗存分布空间范围扩大了;如果将这种考古发现状况

与文献记载的商代小麦生产情况对比分析，发现两者之间是极不相称的;同时，夏商周时

期考古学文化的发展特别是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是公认的，这与考古发现的小麦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