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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汉语口语词汇与书面语词汇的研究

造词方法是孙常叙先生1956年在《汉语词汇》中首先提

出来的。他指出：“造词方法和造词结构是不相同。”“结构

是就造词的素材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来说的。”“造词方法的

研究是从造词活动方面来分析词的构成的。”[2]把属于语法

学的“构词法”和属于词汇学的“造词法”区别开来是十分

重要的，孙先生在这一点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构词法是共

时的词的结构分析，造词法是历时的词的衍生方式的考察。

孙先生指出造词法是关于造词活动的研究，这说法是准确

的，但他又说造词方法是“使用具体词素组织成词的方式和

方法”，这就又与“构词法”有些纠缠不清了。他把汉语的造

词法分为“语音造词、语义造词、结构造词”三大系统，似

乎也还没有准确地揭示语音、语义和语法之间的关系。语言

的三个系统之间是相互关联的。进入语词，一切语音便和语

义相纠缠，语素之间所以能按照一定结构关系组成语词，也

是以语素的意义为基础的。这种造词法分类还是没有跳出结

构语法的框框。

李如龙在《汉语词汇衍生的方式及其流变》一文中提出

了汉语造词法的四个大类：音义相生（因音生义和因义生

音）、语素合成（多个语素合成复合词，包括词组的词汇

化）、语法类推（用虚化的语素类推构成批量新词）、修辞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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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把复音词的引申义凝成新义项或转化为新词）。[3]这种

造词法分类可以称为以语义为中心的分类法。词汇的滋生是

人们认识世界、为客观事物命名，把这些被认知的事物组成

一个相关的意义单位的行为。造词法的研究应该以语义为依

据，不能像构词法的研究那样，以语法为基础。四类造词法

不但反映了成词之初的语音和语义的种种关系，也反映了词

汇意义、语法意义、修辞意义在词汇衍生中的作用。现在看

来，所有的语词大体都可以归入这四种造词法，并且还大体

反映了汉语词汇发展的历史过程，也符合人类认知世界、描

述世界的进展。

如果说，从语义方面考察造词是语言学的考察，从口头

语和书面语两个方面考察汉语的造词法便是言语学的考察，

也是社会学的考察。口头语和书面语是最基本的言语变异系

统，是社会语文生活中的两大应用系统，也是新词滋生繁衍

的两片沃土。和口头语、书面语之间有异有同有交叉一样，

口头语和书面语的言语主体之间也是有区别、有交叉的。在

古代中国，识字、读书、作文，和书面语打交道，只是少数

上等人的事，目不识丁的平民百姓所接触的只是口头语，然

而劳心者要治人就要和劳力者交往，彼此之间不能没有共同

语言。书面语和口头语的又分又合、亦异亦同的关系，形成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局面。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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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语造的词和书面语造的词有什么不同呢？口语通行于

口耳之间，口语造词首先着眼于音，古今的双声、叠韵等连

绵词、切脚词、叠音词、合音词，应该都是口语造出来的，

例如吩咐、担待、疙瘩、郎当、嘟噜、佝偻、轱辘、唠叨、

葫芦、姑姑、爷爷、俩、仨、甭……书面造词则往往运用汉

字，在字义上下功夫，往粗里合或者往细里分。例如：深：

高深、精深、艰难、幽深、渊深、湛深、深厚、深广、深

刻、深邃、深切、深透、深远、深重；大：博大、高大、浩

大、宽大、庞大、强大、盛大、远大、重大、壮大、大气、

大胆、大学、大意、大战等等。

汉语的方言自古以来就只流传于口头，缺乏书面形式，

但它正是最广大的人群所使用的口语。口语词有许多都是在

方言地区造出来的，现代汉语的口语词往往就是官话区里通

行于不同范围的方言词。《现代汉语词典》1983版新标的844

条口语词在“三版”取消（口）标号后，就有41条改标为

（方）（方言词）。例如：踝子骨、搅和、半拉、老鸨、旱半

天儿、昨儿、叨登、没治、起根。书面造词则常常向古书讨

生活，起用文言词、生僻字或典故，有时就和古语词、文言

词划不清。例如：萦回、璧还、夷平、悔恨、杞忧、歆慕、

旷世、绝代、憾事、轶事、首事、滋事等等。[4]

因为口语是和语言与生俱来的，而且向来使用的人多，

口语造词不但波澜壮阔，而且也是源远流长的。可以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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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书面记录的口语词随着岁月流逝的一定是无法胜数的，

历史上留存下来的口语语料只是其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