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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动巨石的人】滚动的巨石

以《老井》《红高梁》为代表的“西部片”究竟是猎中国愚昧野蛮之奇以符合西方国家观众的趣味呢，还是讴歇了民族精神的解放，激励人们去摆脱贫穷落后。从普通观众到高级人士都以超乎寻常的热情就此问题各抒己见，争论热烈。

“的确，在拍这两部影片时，我们想到了将来会为此有一场争论，但像现在这样远远超出对电影本身给以评价的范围，触及文艺和政治思想深处的争论，却实在大出我们所料。”在西影厂一间不起眼的小套房里，著名导演吴天明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他肤色黝黑透红，墩墩实实的身材，饱胀的肌肉把一件黑色t恤撑得鼓鼓的。他随手递给我们一张寄自北京的明信片，上面用极其肮脏下流的语言辱骂张艺谋，不为别的，就因为他拍出了“有损国格”的《红高粱》。“还有人扬言要派刺客杀掉我们这些‘民族败类’呢。”吴天明淡淡一笑道。

为什么这几部影片会刺痛一些人的“民族自尊心”，招此激烈的反对。

“我们三年前就提出了‘要把虚假赶出西影厂’的创作口号，因此才拍出了几部真实反映人生、反映生活的好片子。而前些年人们看假电影看惯了，稍接触一点真实就受不了，不习惯，所以我们就得挨点骂了。”吴天明略带调侃地说。尽管如此，他相信那些持极端见解的人对社会主义的感情是真诚的。“岂不知这恰恰是他们的悲剧所在，我们民族的悲剧所在。也是我们国家在改革进程中步履维艰的原因所在。”说到这，吴天明站起身来，神情激动地对我们挥着手。面对几千年封建文化和几十年左倾错误注入民族灵魂深处的丑陋，吴天明哀其可悲，同时更加感到作为一个电影工作者，自己肩负的使命的沉重。

“我认为，这样的争论将来还会不断重复出现，这实际上是我们民族在前进中不可避免的阵痛。所以我对厂里的导演们说，不要藏起自己的锋芒，争论归争论，咱们照拍不误。”有好心的同仁劝他以后拍片不要像愣头青战士一样抱着机枪站在高处猛扫一气，要善于找掩体，善于保护自己。吴天明朗声笑道：“我吴天明没有别的能耐，就是一个胆大、不怕。”

吴天明对我们透露，目前西影厂自己出资拍一部多集电视纪实片《老区纪行》。该片旨在真实地反映对中国革命事业作出过特殊贡献的几个老区现在的贫困状况；揭露官僚主义给他们带来的种种灾难。“陕北部分已经拍完，进入后期制作，能否发行，前途未卜。”吴天明颇为气愤地说：“因为有人说老区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现在它们是经济发展的包袱，说我吴天明允许拍这样的片子是表现了政治上的短见。”

（正说着，门开了，有人托着一个漂亮的唐三彩骆驼进屋，吴天明冲他连连摆手：“拿走，拿走，我不要这玩艺儿。”我们注意到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块精致的黑色大理石板，上面镌刻着秋瑾的名句：画工须画云中龙，做人须做人中骨。）

“尽管电影的社会功能是多元的，但它首先是艺术作品。”谈到电影要不要负载起思想任务时，吴天明说。一部电影不能兴邦，亦不能亡国，而我们的政治家却往往希冀每部电影都是一个政治宣言，一本教科书，于是总自觉不自觉地把政治标准作为衡量电影艺术的标准。“正因为过去我们的电影太重视教化的功能了，现在有的导演在摆脱旧模式的过程中过多地强调了它的娱乐功能，对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我是理解的。”

近几年来，西影厂连续推出的《野山》《黑炮事件》和《孩子王》等等一批影片，以写实、深沉、有力度享誉国内外影坛，而《黄河大侠》《最后的疯狂》等商业片又以其高额票房价值令同行们刮目相看。人们称这是吴天明用“奇人”出“奇片”的结果。

“掉头回顾，我当厂长唯有的功劳就是提拨了一批富有才华的年轻人当导演，并在艺术管理上坚持了创作自由的原则。”吴天明语气里流露出自豪，“西影厂的片子姓导演的姓，不姓厂长的姓。每个导演都有自己的想法和追求。我的态度是：放开手干。你想拍娱乐片就去拍，愿意感受社会问题就去感受，标准只有一个：高质量。”

我们问，“西部片”的巨大成功会不会使导演们在今后的拍片中刻意追求“西部风格”。吴天明拿起一纸公文，这是西影厂新发布的，关于张艺谋拍《国家安全部授权否认》的酝酿命令。他说：“优秀的导演应该不断开拓新领域，不能把自己局限在某种风格上。张艺谋拍《红高梁》，现在又拍情节片，同样，我也不会沿着《老井》的风格走到黑。风格是自然形成的，不是追求得来的。如果电影评论家们最后概括不出你的风格是什么，最棒。”说罢，吴天明大笑起来。

《老井》《红高梁》相继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之后，引起了中国电影如何走向世界的话题。而与之相悖的另一种论调是：中国电影有无必要走向世界。

“回答这样的问题，无疑于回答要不要吃饭。”吴天明严肃地说，“世界需要通过电影了解中国，中国电影需要走向世界，弘扬中国文化。扩大电影艺术的交流是绝对必要的。我们有些同志，包括一些领导同志在这方面的认识和指导思想是很混乱的。我们的影片在国外高水平的电影艺术竞赛中得奖，为中国赢得了声誉，有人却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