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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整风运动中党的纪律教育

——2024年党纪学习教育以史为鉴系列党课课件——

严明的纪律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优势，党的纪律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方面，在党内集中教育中进行党的纪律教育是延安整风的一个特色。延安整风把党的纪律建设和纪律教育作为重要内容来抓，提高了党员的纪律意识，增强了全党的组织纪律性，在党的纪律建设史和党性教育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把纪律教育作为整风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整风运动中，毛同志提出要用纪律来整顿党的作风，改进党的工作。他把纪律比喻为“霸道”和“金箍”。“霸道”就是纪律要有刚性的约束和执行。1941年9月，他在《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中指出：“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都不可少。”(《毛同志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这既强调要通过政治路线的正确性、政治立场的正义性，形成感染力和号召力，使人心悦诚服，又强调纪律执行要体现刚性和力度。“金箍”就是孙悟空头上约束他自由行为的法器，犯了错误就要受到批评和惩罚。1942年4月，毛同志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做的《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中指出：“党员有服从党的决定的义务……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非执行不可。孙行者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宁论共产党的纪律说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毛同志文集》第2卷，第416页)毛同志用这两个比喻生动地说明了严肃的纪律对整肃党风的重要作用，也增强了党员对纪律的认识。

当时党内的无组织无纪律现象主要表现为宗派主义。宗派主义只顾局部利益，不顾全体利益，背离党的民主集中制，是一种典型的违背党的组织纪律的表现。毛同志特别指出，“宗派主义是排挤非党干部的一种风气，即排外主义。同时也排内。闹独立性、不服从决议、没有纪律的现象，必须整顿”(《毛同志文集》第2卷，第374页)。宗派主义的首要表现就是闹独立性，“他们不懂得党的民主集中制，他们不知道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他们忘记了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体，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因此，必须预防并消除这些错误倾向，“要提倡顾全大局。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或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许可违反这个原则”(《毛同志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1页)。毛同志强调这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组织纪律。延安整风还通过纪律教育，有效去除了党内存在的其他错误倾向，如把个人放在第一位，把党放在第二位，闹名誉，闹地位，闹出风头。拉拢一些人，排挤一些人，在同志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把资产阶级政党的庸俗作风搬进共产党里来。这种非无产阶级的无组织无纪律现象，违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毛同志要求全党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一定要建设一个集中的统一的党，一切无原则的派别斗争，都要清除干净。要使我们全党的步调整齐一致，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我们一定要反对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毛同志选集》第3卷，第822页）。通过整风中的纪律教育，有效清理了党内存在的宗派主义、个人主义、闹独立性等行为，严肃了党的纪律，增强了党组织的团结。

把遵守党纪作为增强党性的重要内容

党性是一个政党固有的本性，是政党阶级性最高和最集中的表现。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性观全面建构和党性教育集中开展的时期，刘少奇同志将“遵守纪律”作为共产党员八个方面的修养之一，强调党员“要有坚持党内团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遵守纪律的修养”（《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9页）。在整风运动中，党将纪律建设和纪律教育作为基本的党性内容来强调。在《反对党内各种不良倾向》一文中，刘少奇同志进一步明确了纪律性在党性中的具体要求，指出：“共产党员的党性，不只表现在他有最高的最明确的原则性上，而且表现在他有最高的组织性与纪律性上。……党员的一切思想、言论、行动，都应该是有原则的、有组织的、有纪律的”（《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02页）。可见，以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为抓手，增强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即增强全体党员的政治性、思想性、组织性和纪律性，进而团结和巩固全党，成为延安整风中党性教育的重要内容。

1941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强调增强党性的目的是使党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的党，“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能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43页）。这也充分体现了纪律建设中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的要求。《决定》具体指出了存在于党内的与党性不相容的错误倾向，提出了纠正违反党性原则的若干要求，并重点突出纪律性的要求。包括：在党内更加强调全党的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