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课件.pptVIP

关于本书

01圣约翰大学

民国时期是一个社会经济变革深刻的时代。这一变革，起源于科举制度在1905年的废除。大学培养的新型知识精英从此和国家官僚体制断了钩。大学里讲授的专业知识和国家政党所着意灌注的意识形态也断了钩。在这文化、社会和政治关系彻底重组的背景下，在1919年到1937年间，北京、上海和南京的高等院校跟主政者的关系产生了分疏。民国时期的大学生在诸如五四运动、抗日爱国主义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成立等重要历史事件中都扮演了核心的角色。由于那时中国的不稳定性，也使得当时的文化、政治等方面有很多的自由性。

1879年，美国圣公会成员为了传教，在上海建立了这所教会大学。这所学校起初旨在对中国的基督徒进行教义训练，但是因为相信“科学的真理来自上帝”，他们提供用英文授课的自然科学和人文课程，吸引了大量非基督徒背景的学生，许多毕业生成为金融界和实业圈的风云人物。宗教目的与世俗功用之间的紧张自始至终存在于圣约翰大学的发展史上。到1920年代，该校学生只有不到四分之一有基督教背景。伴随着现代化和世俗化进程而来的，还有民族主义的挑战。与英文教育的发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教会大学中的汉语教育、中国文化教育相当薄弱，这成为民族主义攻击的重要口实之一。

宋子文：政治家、金融家、外交家荣毅仁：老上海商业巨擎、原国家副主席、中信集团创始人林语堂：作家，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学主任、新加坡南阳大学创始人

1888年6月，年仅24岁的卜舫济出任圣约翰校长，卜舫济到任后，提高圣约翰的入学标准，严格筛选入学新生，做到宁缺毋滥。他治校比较全面，关心校园环境整洁，要求学生严守纪律，注重培养师生感情，在经济上以节约为原则。大力提倡英语，采取全盘美国化的英语训练方法，除国文外，所有课本一律采用英文课本，用英语进行教学，同学间交流也必须用英文，还必须学习西方的礼仪和习俗。大规模强化训练使圣约翰学生的英文水平居国内各学校之首，不但毕业后出路宽，其他方面也占优势。但是在政治上主张“政教分离”(政治与教育分离)，主张学生不应该过问政治，反对以学校为政治运动的发动中心，为此在约大校园中多次掀起干涉和压制学生爱国行动的事件。

光华大学出走1925年，五卅惨案在上海爆发，各界纷纷走上街头。圣约翰大学及附中的师生也组织罢课抗议，但遭到校方阻挠。于是6月3日，学生553人以及全体华籍教师19人，集体宣誓脱离圣约翰大学，10余名应届大学毕业生声明不接受圣约翰大学颁发的毕业文凭。这一日便定为光华的校庆日。6月4日，离校学生教师集会商议自行设校事宜，他们的举动受到社会各界和学生家长们的支持，出钱出地。经过各方协助，在短短三个月内就成立了新的“光华大学”。

相较于教会学校，1922年在国民党支持下成立的上海大学具有更为浓厚的政治色彩。上海大学简直就是“一所为推翻通商口岸体系、掀起社会革命而建的大学”。这个目标事实上是此时共产党与国民党共同的政治诉求，加上1927年国共的短暂蜜月期，上海大学成为国共两党共同经营又暗中角力的一所大学。但是激进的政治诉求，以及困窘的财务状况，使该校一直难以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可，缺乏社会力量的支撑。到1927年国民党发动清共运动，左翼色彩浓厚的上海大学首当其冲，被迫关闭。

蔡和森、张太雷、李汉俊、恽代英、沈雁冰、郑超麟、任弼时、安体诚、李季、蒋光慈、侯绍裘、杨贤江、萧楚女、田汉、萧朴生、郑振铎、高语罕、张秋人、胡朴安、周建人、俞平伯、赵景深、朱光潜、朱自清、刘大白、周越然、丰子恺、黄葆钺、章太炎、胡适、郭沫若、吴玉章等李硕勋，1924年入校，李鹏的父亲，革命烈士。1925年夏，被推选为上海大学学生代表参加上海“五卅”反帝运动的统一指挥机构——上海工商学联合会。赵君陶，李硕勋的妻子。关向应，共青团委总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杨尚昆，曾任国家主席。许乃昌，彰化人，1923年9月进入上海大学社会系。邱清泉，浙江永嘉人，上海大学社会系。国军将领，在昆仑关战役大败日军，死于淮海战役。

心理状态学生的生活水平、学杂费负担、就业状况、课余生活、日常时间安排、甚至穿衣风格，都有细致入微的描述，并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相联系。而大学生普遍存在的心理苦闷和幻灭感，作者则通过当时的文学作品去揣摩分析。这两部分结合起来看，就会看到1930年代以后大学校园文化日趋颓唐的大趋势：经济危机和民族危机的双重压迫使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变得日益逼仄，失去理想；而精神世界的空虚更增加了苦闷，左、右两派都用政治话语去挤压大学生的自我空间，迫使他们放弃自我的内心追求而顺从于集体意志，因此留给个人的自主性越来越少，直到抗日战争将大学生完全拉入救亡的大业中，彻底改变了高等教育与国家的关系，使其成为听命于政府的附庸。

及外，并未做更细致的个案分析。正如作者在书中简要提到的，民国时期不少地方性大学作为各地区文教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