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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影视批评的两个向度

摘要：每一部成功的影视作品作为完整而有机的生命建构都

散发着其独有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影视作品、文化积淀、文化信息、视听艺术

对这种魅力的产生或许任何批评家都难以做到条分缕析，但

大致来说不外乎两个向度上的表现：一是，影视作品中所储存的

深厚的文化积淀、所传达的文化信息（这种文化积淀或文化信息

可以是关于现实的或过去的，但都必须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精

神气质的展现）以及对这种文化独特的阐发视角给观众带来的既

陌生而又亲切的心理效力。二是，影视作为视听艺术其独有的艺

术表现力的发挥即影视化的充分抒写与传达。

(1)原著的艺术价值和意义

不可否认，影视艺术作品成功与否，和导演有密切关系。导演在

得到原作后，要把它转化为影片，赋予其新的生命，就不能不留

意原作的内在张力和可开掘的深层意蕴。前苏联著名导演C·格拉

西莫夫就认为文学几千年来所积累的经验能够帮助电影导演去深

刻研究复杂多样的生活，并且，一个导演可以从崇高的文学典范

中学到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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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著为影视作品提供了文化资源

1925年左右在欧洲出现的先锋派电影曾提出“纯电影”或“绝

对电影”的口号，它主张完全取消一切非电影本性所有的表现方

法，其中最主要的是文学性的故事。这种对电影本性偏激的强调

似乎有其合理性，对传统有强烈否定欲望的颠覆性本身就是先锋

艺术的最大特征之一。但与电影的亲缘关系似乎从电影诞生之日

起就产生了。影视作为高度综合的艺术，包含了对文学艺术及其

经验与规范的借鉴。即使是对传统电影语言、电影观念极具反叛

性的中国第五代导演，他们绝大多数作品也是由文学作品所改编

而来的。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之作《一个和八个》就是由诗歌改编，

陈凯歌的《黄》来自柯灵的一篇散文，而张艺谋更是从不否

土地

认文学对其影视创作的重要性。正如导演C·格拉西莫夫所说的：

“文学是一切艺术中间具有最大容量和最高智慧的艺术。正是这

些主要方面使得文学在一切精神财富中间按其在社会发展中的

地位和意义而言，具有不可动摇的位置。尽管电影和电视正在取

得日益显著的成就，尽管还会出现什么新东西—比如说全息照相

很快就会出现在我们面前，以其三向度的幻觉使我们惊异不已，

但我们也会对之习以为常，如同我们对待当代的一切新东西一样

——不管人们在做出怎样极端主义的预言，文学的位置将仍是第

一号的位置。”（注：《电影导演的培养》，中国电影出版社编译，

1981年版，第143页。）以张艺谋、陈凯歌、黄建新等人为代

表的中国第五代导演的崛起，其艺术上的巨大成功不能不说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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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对文学原著的艺术开掘。特别是张艺谋的影片，小说原作所叙

写的民俗及神秘文化想象关于中国的空间特异性表述为电影最

后成功奠定了基础。新时期中国影视与文学有着共同的社会历史

情境并共同经历了新文化思潮的洗礼。“文革”后六七年当中，

一批影视剧如吴永刚的“伤痕性”作品《巴山夜雨》、张暖忻的

“反思性”作品《青春祭》以及黄蜀芹的《青春万岁》，直到后

来描写改革开放的电影《“血”，总是热的》和电视剧《新星》

等，和这一时期文学思潮的走向有惊人的一致性。“而继之而起

的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则以其寻找文学自身的生长点以及艺术

形式的自觉，与电影家的追求再度不谋而合。莫言、阿城、刘恒、

苏童等人的小说自然成为改编的热点。”（注：陈墨：《新时期

中国电影与文学》、《当代电影》，1995年第二期。）

②原著触发了影视创作者的艺术灵感

正如有的批评家所指出，影视与文学的相通，不仅在于对人

类自身及其周围世界的探索上即所谓的人学的审美考察目标上

具有同一性，而且在诗意、文法、故事、戏剧性等方面也能相通。

对文学作品进行影视改编不只是张艺谋个人成功的经验。仔细审

视一下新时期影视剧中的优秀之作，可以看出，有相当大一部分

是根据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谢晋的《芙蓉镇》、《天云山传奇》、

颜学恕的《野山》、吴天明的《老井》、张暖忻的《青春祭》……

第五代导演的作品更是“取自于”文学母体。今天人们谈第五代

导演都喜欢称赞他们在推动中国电影观念的觉醒、中国电影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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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代化及电影本体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