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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指头陀”寄禅与北京法源寺

法源寺是北京城内现存最古老的佛教寺庙，唐时名为悯忠寺，清雍正时重修并改为此名。法源寺的样式与一般汉传佛教寺庙并无太大差异，但法源寺的重要意义绝不仅仅囿于历史悠久，其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地缘价值决定的。换句话说，北京兴则法源兴，北京衰则法源衰，法源寺的地位与北京这座城市的地位息息相关。1912年3月，袁世凯接替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首都由南京迁至北京，法源寺也正因此显现出重要的地位。只是1912年的法源寺里，上演的却是一幕佛教的悲凉景象，该寺在是年11月发生了一件影响全国佛教界的大事――寄禅之死。

寄禅（1852-1912），名敬安，俗名黄读山，湖南湘潭人。18岁在湖南湘阴法华寺出家，后因自燃左手两指头供佛，又名“八指头陀”。他擅长写诗，身在佛门，而心萦家国，也是当时著名的爱国诗僧。寄禅喜欢到处游历，曾先后出任衡阳罗汉寺、南岳上封寺、长沙上林寺等六处湖南寺庙的住持，52岁时又受邀出任浙江天童寺住持。1906年，应“庙产兴学”狂潮，寄禅首创宁波僧教育会，被推为浙江省僧教育总会会长，并担任长沙僧教育会长，曾率众进京请愿，与清政府交涉，维护了寺庙权益。因盛名在外，1912年时，寄禅在上海出任中华佛教总会的首任会长，更于是年来到北京法源寺。

寄禅赴北京法源寺，与当时混乱的局势有关。1911年底，随着武昌起义爆发，长江下游纷纷响应武昌首义，但新募得军人很多都驻扎在佛教寺观。乡里的无赖也借着“光复”之名，穿上件军服便凑到一起去寺庙逼僧人出资，或逼僧人当兵。各地僧人因前述种种状况，惊恐逃走。寄禅深为佛教寺庙之废置而忧虑，不过在了解了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治革命学说之后，他又感到欣慰，觉得：“政教必相辅，以平等国行平等权，我佛弘旨，最适共和。”并由此对共和充满了期待。时逢“提拔寺产，兴办学校”的口号在社会上酝酿，使寺庙受到威胁。为保护寺产，安定佛教，敬安禅师出面，联络江、浙诸山长老，准备筹划发起组织“中华佛教总会”。为此他曾就筹集佛教总会及请求政府保护佛教等事，亲赴南京拜谒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并得孙之应允。孙中山在《复佛教会函》中称：“民国约法第五条，载明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第一条第一项载明人民有信仰之自由，条文虽简，含义甚弘，是贵会所要求者，尽为约法所容许”，并转令相关部门办理。于是在1912年4月11日，由全国17省僧侣参加的中华佛教总会于上海留云寺成立，公推寄禅为会长，本部设于上海静安寺，机关部设于北京法源寺，并以此电告北京政府内务部，请求同意并发布政令，但却未获回复。

中华佛教总会的成立，实为中国佛教史之大事。成立全国性的统一组织，可以团结力量保护庙产与佛教的发展，使得佛教摆脱了分散无秩序性、各自发展的状态，向现代模式转型。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注意到时局的莫测变化。孙中山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允许并希望佛教组织代表佛教之民声，但随着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民国政权的重心已经转入袁世凯与北京政府手中。应允佛教请求的是南京临时政府，制令的却是新成立的北京政府，这也着实增加了变数。北京政府为了区别于前临时政府，或者出于不愿意看到佛教力量的团结与凝聚的考虑，故意为难佛教。当时湖南等地发生攘夺寺产、销毁佛像事件，当地僧侣联名具状内务部，请求答复，但北京政府内务部拒不回复僧侣之联名请求。同时云南、安徽又出现了破坏寺产之事，各地佛教面临严重生存危机。寄禅身为湘籍子弟，故应湘僧之请，约请各省僧界代表在上海开会，共商对策。众人推敬安以中华佛教总会会长身份，晋京请愿，为打开佛教发展之局面，寄禅于1912年10月中旬义不容辞北上交涉，曾言：“吾生平不可至北京，今为教当一行耳”。

1912年11月1日，寄禅抵达北京，并在法源寺住下，这也是他第一次到北京，而自己的弟子道阶刚刚升任法源寺住持。11月5日晨，在法源寺散步的寄禅有感而发，写就绝笔诗，题为《壬子九月二十七京都法源寺晨闻鸦有感》：

晨钟数声动，林隙始微明。

披表坐危石，寒鸦对我鸣。

似有迫切怀，其声多不平。

鹰隼倏已至，一击群鸟惊。

恃强而凌弱，鸟雀亦同情。

减余钵中食，息彼人中争。

我身尚不好，身外复何菅。

惟悯失乳雏，百匝绕树行。

苦无济因资，徒有泪纵横。

觉皇已去邈，谁为觉新民。

此诗反映了寄禅护教心切，渴望变革的心声，诗中以鸟雀间的恃强凌弱，联系现实境况，暗喻佛教不得保护而遭受的屈辱，同时也反映了民国初期社会弱肉强食、公理难争的黑暗现实，尽显作者悲愤而又无奈之心境。

休整九日之后的11月10日，寄禅与道阶来到内务部礼俗司交涉。寄禅随身带着经众僧尼讨论后形成的保护寺院条款誊正稿，盼望内务部审查后再以民国政府的名义作为法律颁布，借以保护全国各地寺院的合法利益。没想到内务部礼俗司长杜关却先发制人，在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