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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重新塑造

读郑也夫《知识分子研究》

摘要：知识分子是人类社会特殊的组成群体，一般人们将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称为知识分子，在郑也夫这本关于知识分子的研究里面，更倾向于将其定义为频繁地使用符号象征体系的特殊人群。与其他群体相比，这个群体显得更具独立性。中国的知识分子亦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在儒家文化的浸濡下做着出世与入世的艰难选择，他们大多数对政治具有极强的依附性，从而表现在独立性的丧失。近代的民族危机，末代的士大夫和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在西风美雨的下进行这救亡与启蒙双重的探索，对知识分子自身独立性的价值也有看重，但终归是较为幼稚的。建国后，知识分子们所接受的政治改造，使其对于自身价值和对社会的认识处于较为迷茫的阶段，但知识分子对独立性的追求，亦是不可阻挡的潮流。在这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在对独立人格的追求是不层间断的，期间亦伴随这重重阻力，但这一重塑的过程，使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特殊属性，得到最好的阐释。

关键词：知识分子独立人格依附

在很多时候，知识分子充当这引导者和启蒙者的角色，他们凭借着自身的学识，他们对社会的公共事务，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都有自己的看法。理想状态下，他们不为一些外界的世俗条件所约束，得出的结论更为纯粹，更为理想化，这一切因其自身所具有的独立人格使然。然而，知识分子的价值选择并非那么的纯粹，他们往往受现实很大的牵绊，这一牵绊，在中国的知识分子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在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变迁过程中，他们对自身价值的探讨和独立人格的追求日益显现。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价值选择：对政治的依附与独立人格的缺失。传统社会里，知识分子的构成，主要是官僚阶级（士大夫）。他们大都在儒家文化的教化中生长出来。儒家文化的人伦本质决定了儒家文化对政治制度极强的依附性特征,也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附庸地位以及超越政治、追求独立人格的艰难性。在与西方社会相比较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古希腊罗马知识分子从事学说研究的目的,不如中国传统擂士那样有很明显的功利性和实用性。他们为学说而学说,为真理而真理,而且有意与现政权保持距离他们没有中国儒士那么沉重的使命感。由此，我们发现，传统的知识分子，他们会在现实与理想做出最大的平衡，而非选择。外圣与内王的双重价值，是自觉的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然而，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为儒家思想所禁锢，为政治所禁锢。所谓的独立人格，大概在犹如魏晋时期的知识分子政治经济地位的阶段，显得流光溢溢彩。

近现代知识分子独立人格重塑的艰巨性：对传统的背离和对自身价值的判定。近代社会，因其不平静的社会环境，知识分子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已不能和传统的价值观相符合，正如书中所说：近代是一个剧烈变动、迅猛发展的社会。在这种变迁中，古训失去了作用，长者权威也不再灵验，年轻人知识不多，但选择的大门却敞开着。与变迁相适应，这个社会崇尚创新；在不断的变迁中，任何观念都难于称为教条。新陈代谢的加速进行形成了新的风气——不迷信于就得，老的，勇于怀疑，创新。这些都构成了能够产生批判精神的社会气氛。由此，知识分子在面临救亡图存的艰巨任务时，更能及时改变自己的精神世界。我们可以预见，知识分子对于政治，并非具有天生的抵制或依附心理，他们的出发点更多的是出于社会的需要，尤其是在社会急剧动荡的时期。所有对政治活动的活跃，也许并非自己的初衷，但他们的选择，依然只是想实现自己的价值，使之普世化。这一点，我们通过瞿秋白《多余的话》就可探讨出，参与政治，也许是某种情怀，但即使不适合，亦需要某种强迫。结局悲惨与否，由后人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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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知识分子的重塑：政治的改造与迷失，知识分子独立地位的再认识。

对当代知识分子，郑也夫将其划分为三代。现今60岁以上的知识分子称为老一代，45——49称为解放的一代，29岁以下的知识分子称为年轻的一代。他们分别代表着建国后独立性的完全消失，苏醒的一代人，新生的力量。我们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窥见了在从高压政治到渐趋温和的氛围中知识分子独立性的日益展现。最突出的莫过于人们对于知识分子“皮与毛”理论的观念变化。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过去知识分子这个毛是附在五张皮上的饭（帝国主义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小生产所有制），现在知识分子是附在什么皮上呢？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谁给他们吃饭？就是工人，农民。

毛主席这番话，对于知识分子自身价值的思考，无疑添加许多具有不信任的成分。知识分子一方面需要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另一方面还需要否定自己的独立性，明确自身的依附地位。这一理论亦影响了一代人，当然，自身价值的肯定与否不能因某一理论的盛行与否拉上等号。当代知识分子所关注的，更多的依然是“理清确定形形色色的观点而非拒斥他们或被同化”知识分子的命运在某些时候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