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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理据学雏建中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
一、汉语理据学说略
中西方古代学者所关注的名实之争最终转变为了现当代语
言研究里的任意性与理据性(也叫可论证性或象似性)之辩,即怎样
给语言符号能指和所指(音与义)的结合定性或定量的问题。对此,以古
希腊文化为母体的西方学界有惯例和自然两派。惯例派认为词语的音
义结合是任意约定的。自然派坚持名称和其表征的事物之间有发生学
上的理性联系。两派观点先后被人们归纳成克拉底鲁问题“(the
ProblemofCratylus)”并升华为学理意义上的亚里士多德一索绪尔范
式(Aristotelian-SaussureanParadigm)和柏拉图范式(Platonic
Paradigm)。然而亚一索范式一直占据主流地位,因为现代语言学之父
索绪尔在继承惯例派的基础上,从共时角度对希腊字母为原始型的印
欧语加以研究,从而确立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任意性原则。虽然近年来
随着心智科学的发展,特别是语言研究的认知功能转向,不少学者借助
美国哲学家皮尔斯的象似性理论,从大符号学的视野重新思考语言理
据问题,即人们“把理据研究作为一种理论追求,并且以群体的方式进行
了系统的探讨”。换言之,语言非任意性研究又开始兴盛起来,但它还是
不能与已被广泛接受的任意论相比。这一现象可概括为说任意性“易而
说理据性难”。
我国从春秋战国起,名实关系就引起哲学家和语言学家的高度重
视。他们对语源和训诂进行不懈研究,作出了各种论述。但历代学者如
墨子、公孙龙、许慎、扬雄、刘熙、段玉裁、章太炎、黄侃等,更关心
词语的理据问题,而且提供了丰硕的理据知识与材料。尽管今天看来,
他们的工作不乏薄弱之处,例如所求的基本是汉语单音词的理据而极
少涉及双音词理据;再如大都停留在具体词语的考证上面,没有构建有
关的理论体系,甚至也没有明确提出理据“”这一术语,结果是未能在中
国产生一部其价值不逊于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理据论著。可
是不能否认,先秦至清末民初的汉语研究一直重视着语言的理据性。不
过20世纪西学东渐以来,人们普遍接受西方语言学理论,把语言学的天
平由汉语理论偏向西语理论,特别是由理据性理论偏向任意性理论,致
使传统的事实上的汉语理据研究发生断层。本来,随同由古代汉语过渡
到现代汉语,理据研究也应该由关注古汉语单音词过渡到重视现代汉
语双音词(复合词),尤其是从微观的词语理据考证转移到汉语理据学的
创建。然而这一过渡却被耽搁了,直至上世纪80年代,相关的论文寥若
晨星,专著迟迟未能问世。
所幸近三十年来,国内学界开始复兴汉语理据探索,而且多有新鲜发
现。例如索绪尔说汉语是超等词汇的典型,而汉字是表意符号和汉人的
第二语言;任意性达到最高点的语言较重词汇,而论证性达到最高点的
语言较重语法;任意性和论证性“比例极不相同”,因此这是“我们进行语
言分类时可能考虑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他将语言类型与可否论证结
合起来的观点,虽然富有解释力却久被忽略。我们认为从当代理据论视
角看,汉语的最小理据载体是声韵,而基本的理据载体是单纯符号
“字”。“字”有理据,因此汉语被认为是以理据性编码为主的语言。
英语的最小理据载体是词素,而基本的理据载体是单纯词。单纯词的理
据大都丧失,因此英语被看成是以任意性编码为主的语言。最小理据载
体的不同导致英汉语言具有类型上的差异性。但另一方面,随着语言的
演化,汉语走上由古代单音词发展为现代双音词的道路,而英语中有内
部形式的词语也不断增加,这不但表明两种语言的理据化现如今都体
现于合成符号,而且也能解释英汉语言类型目前趋同的原因,即都变为
了分析语。同时,丁尔苏等还用语言象似论分析汉字的单体与合体符号,
认为“汉字大多数都是象似性符号”,而这构成“汉字与其他语言文字
的一大区别,即象似性对任意性”。汉字还能通过合体字尤其是会意字
间接地证明汉语的理据性。这些新发现从学理辩证的角度冲破了任意
论的藩篱,不但有助于理据范式的确立,更能丰富当代普通语言学理
论。可见,汉语理据研究可因扎根“古今中外”四维的学术土壤而获得
更大成就。其有利的研究条件包括:一是汉语有历史久远、自成体系的
理据研究脉络,如《释名》探索词语的音义理据(训释了1710个左右词
的理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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