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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时代高校教师数字胜任力的现实困境和提升路径

大数据、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的更迭势必要求高等教育进行变革。技术与教育的浸入式融合映现了高等教育顺应时代发展的自我突破。高校教师作为高校教育创新发展的主力军,肩负着培养数字化人才的重任,其数字胜任力深刻影响现代大学课堂效果、大学生数字素养和高等教育变革进程。提升高校教师数字胜任力顺应教育现代化的外在要求,符合教师终身学习和专业发展的内在需求。本研究以数智时代为研究背景,深入剖析高校教师数字胜任力的现实困境,厘清产生困境的原因,明确教师数字胜任力的提升策略,以期促进高校教师的教育创新,更好地满足教育数字化发展要求,推动高等教育改革。

一、教师数字胜任力概念演化历程

教师数字胜任力概念的提出和拓展是信息技术赋能教育的必然要求,虽然这一概念形成的时间不长,却经历了漫长的演化历程。数字素养与数字胜任力关系密切,数字素养凸显了数字应用能力,而数字胜任力则聚焦于个体的数字综合能力。1997年,保罗·吉尔斯特在《数字素养》一书中首次提出“数字素养”的概念,他将其定义为一套访问互联网,查找、管理和编辑数字信息的技能,强调正确使用和评估数字资源、工具和服务并将其应用于终身学习过程的能力。[1]数字素养主要涵盖数字意识、计算思维、数字技能、数字安全等方面。

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冲击了数字素养的概念定位,拓宽了数字素养的概念范畴。2005年,欧盟正式发布了《终身学习核心素养:欧洲参考框架》,首次提出“数字胜任力”概念,并将其定义为21世纪公民在工作、就业、学习、休闲以及社会参与中,自信、批判和创新性地使用信息技术的能力,数字胜任力成为欧盟公民八大核心素养之一。[2]2012年欧盟发行的《实践中的数字胜任力:基于框架的分析》和2013年制定的欧盟公民数字胜任力框架1.0,丰富了数字胜任力的分析框架,划分了欧盟公民的素养域。

伴随专家学者对数字胜任力框架的精细化研究以及数字胜任力应用领域的不断延展,为了培养合格数字公民,2017年欧盟出版的《欧洲教育工作者的数字胜任力框架》从专业发展、数字资源、教与学、评价、赋权学习者和促进学习者的数字胜任力等六大领域阐释了教育工作者的数字胜任力。[3]这标志着教师数字胜任力正式面世,意味着教师在数字化时代的角色和能力要求得到了重视。

近年国内教育工作者对教师数字素养和教师数字胜任力的关注度逐渐增强。2014年印发的《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试行)》对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出了要求,但标准施用对象规模相对较小,能力范畴相对狭隘。2018年,教育部—中国移动科研基金项目“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标准与培养模式实证研究”研制了《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标准》,从三个维度明确了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标准。[4]2022年,教育部研究制定了《教师数字素养》标准,从数字化意识、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数字化应用、数字社会责任和专业发展五个维度出发,推动教师数字素养的培训和评价。国内学者对教师胜任力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欧盟数字胜任力框架的解读、国际主流数字胜任力框架的比较,以及基于国际经验的启示等,也不乏研究者试图构建教师数字胜任力模型,探寻数字胜任力实践路径等。这些研究为提升教师数字素养和数字胜任力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支持,为教育领域的数字化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基于对国内外学者前期研究的梳理,结合教学实践,本研究认为教师数字胜任力主要涵盖三大方面:一是教师运用数字技术收集、筛选、管理、重建、开发、创新数字资源,并将其融入数字教学,推进过程性评价的数字化跟踪,以反哺学习的能力;二是教师运用数字技术开展外向合作和内向成长,实现教师数字化专业发展的能力;三是教师运用数字技术赋权学习者,促进学习者主动性、批判性、创造性学习,推进差异化课堂教学模式改革,真正落实“以学习者为中心”教学的能力。

二、教师数字胜任力的现实困境

数字技术的迭代更新呼吁教师数字胜任力的提升。当前高校教师数字胜任力不足以支撑数字化、智慧化、人机协同式教学的开展,难以真正满足学习者数字化学习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数字化教学改革的落地。

(一)教师数字意识淡薄

数字意识是教师开展数字化教学的前提。教师数字素养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数字意识和对数据利用的消极态度,改变认知与习惯成为教师数字教育面临的最大挑战。[5]部分教师缺乏敏锐的数字意识和终身学习理念,对现代技术与教育融合的接受能力有限,缺乏对数字交流与合作的意愿。此外,教师的数字化教学内驱力较弱,对前沿数字技术的认知不足,数字安全意识匮乏,尚未对人机协同教学模式形成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在数字化时代的背景下,仅依靠教师个体主观经验处理教育实践活动,忽视或者无视数字技术赋能,显然是与数字化时代需求相背离的。[6]

(二)教师数字知识匮乏

数字知识是数字能力运用的先决条件,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