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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慎对苏轼的文化批评

杨慎对蜀中先贤、“宋代诗祖”苏轼的文化批评，主要集中在器识、政事和文学，其中文学包括文学创作和诗学。杨慎高度评价苏轼器识宏深，思怀通雅，博涉经史，识见卓越；苏轼器识明允，智谋通赡，博涉经籍，尤善当世之务，如杨慎认为苏轼治理杭州西湖展现出的“政事之才”，十倍于时流。杨慎对苏轼文学的批评，更多的是借助其渊博学识，征引典籍，钩深致远，探索源流，对苏轼诗论和文学作品或辩驳，或申其意，披朝华而启夕秀。而杨慎对苏轼的文化批评，亦是文化接受的过程，熏蒸沉浸，渐摩濡染。

杨慎；器识；政事；文学；批评

《宋史·苏轼传》评苏轼曰：“入掌书命，出典方州，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所为也。”承《宋史》之论，杨慎对苏轼的文化批评重点在于器识、政事和文学，其中文学包括文学创作和诗学。杨慎高度评价苏轼器识宏深，思怀通雅，博涉经史，识见卓越，如昔之论封建者众，柳宗元之论一出，而诸子之论皆废，而苏轼《封建论》一出，“柳子之论益明”(《封建论》)；苏轼器识明允，智谋通赡，博涉经籍，尤善当世之务，如杨慎认为苏轼治理杭州西湖展现出的“政事之才”(《升庵诗话·苏堤始末》)，十倍于时流；苏轼器识渊雅，述作斐然，杨慎对苏轼文学的批评，更多的是借助其渊博学识，征引典籍，钩深致远，探索源流，对苏轼诗论和文学作品或辩驳，或申其意。而杨慎对苏轼的文化批评，亦是文化接受的过程，熏蒸沉浸，渐摩濡染，杨慎作为博学之士，学术上淹贯六经，明体适用；文学上兼取众善，博雅宏丽。

一

所谓的“器识”，即器局与见识。孔子《论语·学而》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述而》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德行为本，文艺为末，学者需不失先后之序、轻重之伦，本末兼该，内外交养，以入圣贤之域。《新唐书·文苑传》载“有知人之鉴”的裴行俭曰：“士之致远，先器识，后文艺。”士大夫需要操履贞方，器识淹茂，方能述作斐然。《宋史》本传评苏轼“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杨慎承袭之，对苏轼豁达的人生态度、弘远的器识等皆有批评。如杨慎《全蜀艺文志序》评东坡谈锋犀利、器识卓异，曰：“东坡雄辨则孟氏之锋距”；《升庵集·黄忠文公雷雪奏议》引用司马光《上神宗论王安石》评苏轼忠言进谏，曰：“先见如吕中丞，勇决如范蜀公，敢言如苏东坡。”

苏轼器识淹旷，思怀通雅，气度宏伟，意态潇洒。

杨慎《升庵诗话·橘柚蒲桃橄榄》前半部分重点引用《太平御览》等笔记史料与民间谚语，来笺证苏轼“待得余甘回齿颊，已输崖蜜十分甜”(《橄榄》)，文尾笔锋陡转曰：“坡诗又云：‘人生所遇无不可，南北嗜好知谁贤？’可谓达人之言矣。”引证苏轼诗歌而赞其为“达人”。苏轼《和蒋夔寄茶》曰：“人生所遇无不可，南北嗜好知谁贤。死生祸福久不择，更论甘苦争蚩妍。”饱经仕途风波、人世沧桑的苏轼却云“我生百事常随缘”，晚年不执着、不固执、不拘泥，一切听其自然，善于化解痛苦而有所成就。

苏东坡曾作文《贺欧阳少师致仕启》赞美欧阳修尽管“事业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师”，却器识英断，“见几祸福之先，脱屣尘垢之外”，大勇若怯，大智若愚。上承苏轼文意，杨慎《送卞苏溪归叙州序》盛赞蜀中盛明乡贤、澜沧兵备宪副叙州卞苏溪，黑发辞荣，急流解印，飘然绝尘，且山水所钟，风气所自，盛明蜀中知进退者众，近者如绵州瓦屋高公，富顺右溪谢公，遂宁梓谷黄公，成都玉林许公，一一皆未老引去，见于邸报，士林传馨，以为蜀之盛事。苏轼《贺欧阳少师致仕启》论及欧阳修不顾流俗而急流勇退，感慨曰：“山林之士，犹有降志乎垂老；钟鼎之贵，岂能辞荣于当年。有其言而无其心，有其心而无其决，愚智共敝，古今一途。是以孔门行藏，夫子独许于颜氏；周易进退，文言不及于贤人。”杨慎文中直接引用苏轼语，高度评价卞苏溪归隐的意义，“不独禔身，可以振俗矣”。杨慎另有组诗《归田四咏为宪副卞苏溪赋(卞名伟)》描绘卞苏溪归隐四时之乐，既有欣赏“半幅生烟幂幂，三腔短笛悠悠”的夏牧之美，更能感悟“沙明东郭履迹，谷响南华足音”之乐。

苏轼器识宏深，博涉经史，识见卓越。

杨慎《丹铅总录·文字之衰》曰：“苏子瞻云：‘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原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而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然是时学者，不敢异王氏者，畏其势也。南渡以后，人人攻之矣。今之学者，黄茅白苇甚矣。予尝言：宋世儒者失之专，今世学者失之陋。失之专者，一骋意见，扫灭前贤；失之陋者，惟从宋人，不知有汉唐前说也。宋人曰是，今人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