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杨慎的“不幸”与中国文化的“幸运”.doc

论杨慎的“不幸”与中国文化的“幸运”

关键词：“大礼议”纷争;被逐罪臣;杰出文化人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这样说过：“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1]司马迁本人也属于这种情况，因悲愤而写出了伟大的《史记》。在历史上，因为个人的不幸際遇而产生伟大作品的事例很多。也可以说，正是因为他们个人的不幸而促成了中国文化的“大幸”。杨慎就是这样的例子：他个人虽遭不幸，但对中国文化尤其是西南地方文化来说则是一种“幸运”。

一、“大礼议”纷争的“罪臣”

明代的杨慎（1488—1559）是出生在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的著名历史人物。

杨慎之所以能成为“杨状元”，必然是喜读书善读书，这与他的家景非常好分不开。杨慎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他非常好学，又聪慧过人，属于“早慧”一类。据记载，杨慎7岁时，他母亲就教他读唐诗，读绝句。他不仅喜读且常能背诵，11岁时，就会写近体诗;12岁时拟作《吊古战场文》，有“青楼断红粉之魂，白日照翠苔之骨”之句。他的叔父看后，极为赞赏，又让他拟作《过秦论》;其祖父读了之后，喜不自禁地说：“吾家贾谊也。”[2]

杨慎于正德六年（1511年）在24岁时状元及第，官拜翰林院修撰，参与编修《武宗实录》。看起来，他仕途一片光明;其实他后来的政治生涯却是非常艰辛。《明史·杨慎列传》记载说：

（正德）十二年八月，武宗微行，始出居庸关，（杨）慎抗疏切谏。寻移疾归。世宗嗣位，起充经筵讲官。常讲《舜典》，言：“圣人设赎刑，乃施于小过，俾民自新。若元恶大奸，无可赎之理。”时大珰榼张锐、于经论死，或言进金银获宥，故及之。

嘉靖三年，帝纳桂萼、张璁言，召为翰林学士。慎偕同列三十六人上言：“臣等与萼辈学术不同，议论亦异。臣等所执者，程颐、朱熹之说也。萼等所执者，冷褒、段犹之余也。今陛下既超擢萼辈，不以臣等言为是，臣等不能与同列，愿赐罢斥。”帝怒，切责，停俸有差。逾月，又偕学士丰熙等疏谏。不得命，偕廷臣伏左顺门力谏。帝震怒，命执首事八人下诏狱。于是慎及检讨王元正等撼门大哭，声彻殿庭。帝益怒，悉下诏狱，廷杖之。阅十日，有言前此朝罢，群臣已散，慎、元正及给事中刘济、安磐、张汉卿、张原，御史王时柯实纠众伏哭。乃再杖七人于廷。慎、元正、济并谪戍，余削籍。慎得云南永昌卫。[3]

按《明史·杨慎列传》的说法，杨慎是为人正直，不畏权势的知识分子。他看到明武宗朱厚照不理朝政，喜欢到处游玩，便不避斧钺，敢于犯颜直谏。正德十二年（1517年），杨慎呈上《丁丑封事》的奏章，批评朱厚照“轻举妄动，非事而游”，谏言他停止这样荒唐的行为。为此，杨慎还写了《丁丑九日》《定州书事》等诗，予以讽喻。可是朱厚照根本不理睬，依旧不理朝政，我行我素。

正德十六年（1521年），朱厚照终于死了。因为朱厚照无子，张皇后与首辅大臣、杨慎父亲杨廷和商议，由朱厚照的堂弟，当时年仅15岁的朱厚熜继位。朱厚熜即位后，授杨慎为翰林院修撰、经筵讲官。朱厚熜就是明世宗，其年号为嘉靖。

杨慎利用给朱厚熜讲书的机会，经常联系当时实际情况进行教育。如他特地选出《尚书》里《金作赎刑》这一章，对朱厚熜讲道：“圣人赎刑之制，用于小过者，冀民自新之意;若大奸元恶，无可赎之理。”朱厚熜不喜欢接受这样的教育，常常借故停止杨慎讲书。

杨慎虽然胸怀壮志，力图以其学识、才华而报国，但是在当时却非常难以施展其政治才能。最不幸的是，杨慎还陷入了内阁的“大礼议”纷争。原来朱厚熜是以“兄终弟及”的方式登上皇帝宝座的，以首辅大臣杨廷和为代表的内阁，要求他按照汉哀帝、宋英宗预立为储君的皇统继承规则，承认朱厚照之父孝宗朱祐樘是“皇考”，享祀太庙;而朱厚熜的生父兴献王只能称“本生父”或“皇叔父”。朱厚熜虽然只有15岁，在朝廷中枢也还没有自己的势力，但并不惧内阁，在即位后的第六天，就完全不理睬内阁已产生的议定，下诏令群臣按皇帝的尊号和祀礼议定兴献王为“皇考”。这样，如何对待皇统与家系，在当时的内阁大臣中，就产生了非常大的争议。过去没有掌权的张璁、桂萼等人，迎合上意，主张在宪宗与武宗之间，加入兴献王朱祐杬为“睿宗”，与孝宗并列。杨廷和坚决反对，许多大臣附和杨廷和。内阁争执不停，朱厚熜坚决不妥协，杨廷和被迫辞去官职;杨慎上书表示不愿与张、桂等“无耻小人”同列共事。朱厚熜对此非常生气，遂正式下诏改称兴献王为恭穆皇帝。杨慎“又偕学士丰熙等疏谏。不得命，偕廷臣伏左顺门力谏”。朱厚熜在震怒之下，“命执首八人下诏狱”。性格耿直的杨慎又召集同年进士二百多人，说“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率领他们列宫大哭，抗议非法逮捕朝臣。“帝益怒，悉下诏狱，廷杖之”。杨慎于嘉靖三年（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