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视角解读《女女女》中的女性形象-2019年文档.doc

从文化视角解读《女女女》中的女性形象

继提出“文学的根”一年之后，韩少功在1986年发表了中篇小说《女女女》。它可视为《爸爸爸》的姊妹篇。《爸爸爸》以“丙崽”这个混沌、痴傻的男性形象凝聚了传统文化的毒瘤和生生不息，《女女女》则是以一个变异扭曲的、混沌、非理性的女性形象提出了没落的传统文化将走向何处的困惑。

一、么姑的蜕变——传统文化的没落

在给法文版《女女女》所作的序言中，韩少功对作品作了一个注脚：“幺姑是一位东方礼教训练下驯良而克己的妇女，与我们十分敬重的其他善良人不同，造物主给了她一个中风致瘫的机会，使他们得以窥视她内心隐藏的仇恨。”这个注脚赋予了这部作品批判的内质，也使幺姑这个形象具有了文化的象征寓意。

么姑生于有着更多依旧守训的传统的乡村世界。“么姑”这个词在这里被称为“么伯”，是“女子用男人的称谓”，也就是女性需以男性身份获得存在的依据。么姑的婚姻并非圆满：年轻时的么姑是远近闻名的大美人，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被莫家老二抢去做了小妾。莫家老二死后，有人说她是“蛊婆”，动家法，么姑差点被火烧死。遭此劫难后，么姑又遇人不淑，嫁给了吃喝嫖赌样样行的李胡子。在生育中难产失去了孩子，“哭得黑天黑地，耳朵就背了。”从此，么姑成了聋子。这里推崇生殖，依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未生育的女子“愧对先人”，死后不能葬回故乡。未生育的女子不是自杀就是远走。舆论的巨大压力使么姑只能背井离乡，远到城市去打工。

然而，勤劳善良的她没想到，城市也不是可靠的栖居地。她陷入了入了另一个漩涡，加剧了她此后的人生悲剧。命运的不公并没有使么姑失去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她极力想融入这个陌生的环境，于是她接受了一次次的现代文明的洗脑，提高思想觉悟。在“我父亲”的启蒙下，认识到自己是个受压迫的妇女，应当同属于剥削阶级的家庭绝裂。思想启蒙的后果是么姑离了婚，从此孑然一身。她追求进步，是厂里的劳模，响应社会的号召，虔诚地学习“焦裕禄”，恪守“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生活信条。然而，一切努力不仅没有获得认可，反而使她成为可以被任何人利用、凌辱和损害的工具。食堂将馊饭卖给她，同事们利用、苛责、蔑视她，指使她干这干那，借钱不还，甚至当面叫“覃聋子”羞辱她。

中风后的么姑与从前判若两人，变得刁钻刻毒，精神变得萎缩，陷入浑浑噩噩，非理性的境界，身体上却获得了空前的成长。生病使她陷入可以随意驱使他人的自由的状态。她对人恶言相向，变着法儿折磨身边的人，似乎是为了洗尽先前的压抑和屈辱。正如“妻子”所言，她是来“要账的”。随着精神的扭曲，她的身体也异化成了非人的“猴”，后来更像“鱼”，由美“女”蜕变成原始的怪“嬃”。韩少功将笔触延伸到了民族（女性）无意识背后的阴暗龌龊的心灵世界。如果说《爸爸爸》着力于一个民族（或父系文化）的衰落，《女女女》则是一首女性（或母系文化）如何走向灭亡的史诗。籍此，韩少功完成了他传统文化的毒瘤和民族劣根性的批判。

文中反复提到了么姑的一个“草编竹篮”。这个竹篮牵动着么姑的命运。人在篮在，人去篮空。竹篮曾经是“通往市场的一张大嘴”，承载了么姑的善良，朴实的传统美德。她不计前嫌地在“父亲”死后周济“我们”，宁可自己缩衣节食，也不让“我们”挨饿。篮子是彼此交流的纽带，寄托了亲人们对么姑美好，真挚的怀想。篮子最终还是被弃置于门后，“装着一些引火的炭屑，蓬头垢面，破烂不堪。”这也预示着么姑的下场：终会被她所舍身滋养的人们所抛弃。篮子在小说结尾再次出现时是在么姑死后不久。“我”在幻觉中感受地震来临前的鼠群，鼠河，鼠瀑，鼠岛，来势之凶猛足以摧毁一切的砖瓦颓垣，然而却是么姑的篮子幻变而成，难道不是么姑的诅咒？不是传统文化失落的阵痛？

二、失去传统文化滋养的现代都市文明何去何从

现代都市文明是作为传统文化的对立面出现的。以么姑周遭的人们为例，最能代表这一点的是她的干女儿老黑。这个都市女儿充分享受着现代生活和女性解放所带来的自由。在老黑的人生中，生育，男人，结婚，离婚，一切都只是玩物，生活毫无价值。金钱和性构成了她生活的全部。然而，这种毫无传统约束的过度自由又将她引入另一个极端。她极力贬低生殖力，可以随便怀了说“拿掉啦”；对人情冷漠，在么姑跌倒在浴室后她冷酷地说“么姑——mustdie！（必须死）！”可以随便制造一个“自杀现场，”这是现代钢筋水泥的城市中人与人的疏离，即便亲人也是如此。这与么姑对她的温情关怀和挂念形成鲜明对比。

其中有两句话隐约传达了作者的态度：老黑说“我早把一切都看透了！”“我”说：“包括把看透都看透？”老黑的“看透”，并非是佛家的看破红尘的出世哲学，也非道家看破物质世界后的两袖清风，而是极端的个人主义——不在乎道义、情感，拒绝社会责任，只有及时行乐才是人生的终极意义。“我”却看透了这个“看透”背后的非正常，在这个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