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国家祭台之路(下)——...转向”看当代中国的虚无主义_许纪霖.pdf

走向国家祭台之路（下）许纪霖

——从摩罗的“转向”看当代中国的虚无主义

作为一个缺乏内在定力的精神“无赖”，摩罗对外界气候的变化非

常敏感，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他的内心充满了虚无感。他的心灵比

大脑丰富，如今心灵失去了人道主义的信念，便如同古井一般枯竭。摩

罗最初所感知的虚无，与世俗虚无主义不同，是一种存在意义上的虚无

主义。他发现：“生命与虚无是在同一瞬间诞生的。虚无的重量大大超

过每个生命所能承受的限度，然而它却成了每个生命的宿命，所以人被诞

生这本身就是无辜的侮辱。”（摩罗：《第二次诞生》，载《自由的歌谣》，文化艺术出

版社一九九九年版，49页）既然人的耻辱不是来自现世的残暴，乃是源自人心

中的幽暗，是与生俱来的存在荒谬，那么人道主义的力量便无力拯救人的

命运。摩罗的意志力太弱，无法像鲁迅那样凭一己之心力，担当无所凭借

的虚无人生。他渴望有所信，需要精神的拐杖。浪漫主义的知识分子永远

是自我矛盾的，追求自由，又恐惧孤独，希望多元，又渴望可以安顿灵魂的

终极价值。艾琳·凯利在谈到以赛亚·伯林的俄国思想研究时，指出俄

国知识分子有着“幽闭恐怖症”与“广场恐怖症”两种矛盾的心理。“幽

闭恐惧症”害怕专断对自由的压抑，渴望多元的光明；而“广场恐怖症”

则恐惧选择，在需要意志决断之时常常放弃责任，幻想着有一个更高的

一元意志做自己的主宰。俄国知识分子“由于同时兼具历史幽闭恐怖症

状与广场恐怖症，而且两症同等深剧，因此，既热烈心仪、同时在道德

上又厌斥弥赛亚式的意识形态”（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中艾琳·凯利：

《导论：复杂的惠见》，彭淮栋译，译林出版社二○○一年版，导论9页。凯利引用

的伯林思想，见伯林：《穆勒与生活目的》，载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出

版社二○○三年版，276页）。早年非常迷恋俄国十九世纪思想的摩罗显然

也感染了这一精神的紧张，一方面他热烈地追求个性与自由，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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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因精神贫乏和意志薄弱而恐惧孤独，渴望获得弥赛亚式的终极拯救。

他在怀疑与信仰之间徘徊，既渴望有所信，又害怕被骗：“我渴望生活

在平庸时代，也就是渴望生活在既不被骗子牵着鼻子走，也不被信主引

着灵魂走的时代。在受骗和信仰之间，我还是愿意选择后者，庄严地持

守苦难的灵魂。我害怕信仰的世纪，我更害怕需要信仰却又拒绝信仰的

世纪。”（摩罗：《寻找信仰的世纪》，载《因幸福而哭泣》）

为了寻求强大的精神资源，摩罗在百般犹豫之际投奔宗教，皈依耶

稣，一时似乎重新找到了信仰。在二十一世纪初的那几年，相信了上帝

的摩罗变得明朗了许多，他内心洋溢着爱，为世俗的幸福而哭泣，被海

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而感动，对苦难的人类和堕落的灵魂充满

了同情与怜悯。摩罗像不少同时代的知识分子那样，被宗教所吸引，希

望被上帝拯救，一劳永逸地获得灵魂的安宁。然而，中国知识分子终究

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民族的遗传基因没有留下宗教的虔诚，也不习惯启

示式思考。他们毕竟是孔夫子的后裔，目光虽然投向天穹，双脚还是站

在大地，彼岸、救赎、弥赛亚、末日审判……这些异域的基督教元素可

以作为话语讨论，却无法内化为精神的本能。皈依了上帝的摩罗认为：

“只有在理性审视的前提下，才可能产生对此岸世俗生活的否定与超越，

然后才有信仰产生，才有宗教产生。”（摩罗：《信仰的饥渴折磨着我们》，载

《因幸福而哭泣》）一个过于理性的民族是无法走近上帝的。摩罗承认宗教

对抚慰干枯的心灵有功效，但精神深处依然与上帝隔了一层：“在我从

人本主义精神资源中渐渐退出的时候，没有另一个同样丰富的资源为我

提供支持。我企图从宗教世界汲取营养，企图从基督、佛陀、托尔斯泰、

甘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得到启示。可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和生活环境

使得我们与宗教隔得太远。尽管我想尽快跨过去，却感到步履沉重，虚

弱无力。”（摩罗：《致张宇光兄的一封信》，载《因幸福而哭泣》）

摩罗矛盾的性格在此刻显露无遗，他敏感而不坚定，容易轻信，又

永远在怀疑。十九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有父与子两代人，父亲一代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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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知识分子，有内涵而没有力量，沉思太多，行动犹豫；儿子一代是平

民知识分子，有力量而没有内涵，坚信与其坐而思，不如起而行（参见

以赛亚·伯林：《父与子》，载伯林:《俄国思想家》，译林出版社二○○一年版，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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