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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林家铺子》拍摄往事

1958年初，夏衍在一次会议上提议改编茅盾的《林家铺子》并当场询问各厂负责人：“你们谁准备拍这个剧本?”此时尚未看过原作的北影厂长汪洋，听了这话赶忙找来一读，不禁为夏衍独到的眼力叫绝。这篇小说不但题材好，思想深刻，而且容量适中，正好够拍一部故事片。在与导演水华商量之后，他马上找到夏衍，表示北影决心拍这部片子。夏衍笑着拍了拍汪洋已腆起的啤酒肚：“早就知道你的胆子大，没问题，一个月之内将剧本交给你。”时值全民“大跃进”如火如荼，身任文化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的夏衍，主管着艺术和电影两个部门，还兼任了文化部大炼钢铁指挥部主任，但他还是准时交出了剧本。

其实，将茅盾名作《林家铺子》搬上银幕，乃是深藏于夏衍心底的一个情结。他曾自述从学习写作开始，就是茅盾作品的读者，特别喜欢其短篇小说。早在三十年代，他就曾把茅盾的《春蚕》改编为电影剧本，接着还打算改编《林家铺子》，但因听说已经有一家电影公司把它列入摄制计划就搁置了。相距20年后能有机会实现自已的夙愿，令夏衍欣喜不已，专门请了创作假，集中精力投入这一心仪已久的再创作。 小说《林家铺子》毕竟写于1932年，描述的是当时江南杭嘉湖地区一个小店铺的主人林老板，在时局动荡、经济萧条的社会背景下，虽再三苦苦挣扎，但在黑暗势力的盘剥下终于破产的故事。如何使电影缩小、甚至消除原作由于时代变迁而在今天观众的思想感情、心理上所形成的差距，是改编的一件颇费心机的事情。其中特别表现在对主题思想的新的合乎情理的阐发，以及对主要人物林老板的阶级分析上。当时曾有人担心，在我国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反右派运动之后，改编《林家铺子》这样以描写解放前中小资本家受压破产为题材的作品，让资本家来当“主角”，可能要冒风险。夏衍却认为把“五四”以来的优秀作品改编成电影这样极富大众性的艺术形式，本身就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符合“百花齐放”的方针。而且他也从整风鸣放过程中，了解到一些民主党派人士和工商业者的思想动态，因而觉得“把《林家铺子》作为一面镜子，让今天正在改造中的工商业者回忆一下过去的那种自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时代，也许是有益处的。”

征得茅盾同意，夏衍在改编中突出了林老板的双重性，既写了他作为“小鱼”被“大鱼吃”的一面，又写了“小鱼吃虾米”的另一面。此外，还增强了林老板女儿明秀的亮色，把她处理成一个与父亲思想上有距离的爱国进步青年，让她参加学校同学为宣传抗日而上街喊口号、贴标语的活动，割爱了原作中有长期胃病的林太太经常有“打呃”习惯动作的细节描写，避免因此引起喜剧效果，而抵销某些规定情景的悲剧气氛。为突出江浙人家过年特定气氛，剧本中精心安排了旧历年茶几上供着裹红纸圈的水仙花、摆着小福桔的小茶碟。

拍摄《林家铺子》是夏衍与水华作为编导的首次合作，影片的成功证明两人在政治、文学、美学、艺术等方面的素养是颇为接近的，尤其是所追求与体现的凝炼、含蓄、深沉、隽永的风格极其相似，为打造这部高晶位的经典之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编导如此和谐默契关系的形成，很大程度赖于水华的主动“磨合”。水华对于选题非常严格，常常挑来捡去不易决断，而《林家铺子》却一眼看中，用厂长汪洋的话“一拍即合”，是水华凭直觉就感到这篇小说的创作方法和艺术风格，跟自己的创作个性十分契合。后来他在谈及《林家铺子》创作时曾坦言，当时领受这一拍摄任务时还没有看过小说，待到读了作品不禁“凉了半截”，自己是学生出身，对小城镇的生活虽然有所了解，但不熟悉商人，不了解怎么做买卖，于是他特意读了很多有关的书，拜访很多有关的人，以弥补自己的不足。

随着相关的学习、采访等拍摄准备工作的深入，水华对《林家铺子》原著和改编本愈加敬佩I特别是刚开始接触作品时，水华心里也曾泛起过是否“平淡了一些”的念头，但在反复仔细琢磨后，才省悟到其内蕴不仅是丰富多姿而且含蓄深刻，逐渐体会和把握到它是一部丰富而深刻地反映我国30年代初期灾难深重的社会缩影的作品，正是自己梦寐以求的、具有高度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统一的一面“镜子”。

怎样才能做到从平常中见世界、平淡中有深遂、平凡中显神韵，使未来的影片外朴内蕴、形神合一呢?水华借助于自己演员出身而形成的独特的导演构思方式——“化身神游”，即运用形象思维的方法，让自己“化身”为片中角色，“神游”于特定情境，揣度人物的内心活动，冥想具体场面的细节，直到在头脑中有声有色地清晰可见了，才进入分镜头阶段，一切感到满意了方进行实拍。于是他化身为林老板、余会长乃至朱三太等人物，在小镇的每个角落神游，其结果是对原著主旨的理解和把握更加透彻，遥相对应地营造出一个特定的时代瞬间、一座老旧衰破的江南小镇、一条勾心斗角的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