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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津小花戏中的民俗文化解读

民俗，又称民间文化，是指一个民族、群体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并世代相传的文化事项，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特有的民俗习惯。音乐学家乔建中认为：“在一般意义上，音乐与民俗有一种天然的亲缘关系，许多民俗离不开音乐，音乐也很少游离于特定的民俗。民俗是孕育音乐的土壤，音乐是民俗的外延，民俗以自身的生命力延续着音乐的传播及其发展。”本文试图通过河津小花戏这一活态的民俗音乐，探讨其中所蕴含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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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津小花戏是河津市一种历史悠久的、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歌舞艺术。相传在明代此地就已有家戏，乾隆时期达到鼎盛时期。河津小花戏唱腔运用的是独特的地方方言且边唱边用打击乐相应和，形成了独具韵味的民间小戏。

第一，河津小花戏中蕴含着丰富的物质民俗内容。物质民俗是指劳动人民在创造和消费物质财富的过程中不断重复的带有模式性的活动，以及由这种活动所产生的带有类型性的产品形式。例如《货郎下乡》就描述了住在张家庄的张姓货郎为了生计，背上箱子去下乡卖布的故事，其中便体现了城乡之间人民日常生活的商品交换主要是通过货郎走街串巷的叫卖习俗，如：“货郎子本姓（的）张呀，住在（了）张家（的）庄呀，身背上（哪个）箱子，下了（得儿）乡呀，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下了(得儿）乡呀，下了(得儿）乡呀。一来卖白的布（呀），二来卖兰的布（呀），我卖的（哪个）白布、兰布，且兰（得儿）布，（哎呀）”

相对应的还有一首《寻找货郎》（大嫂，旦唱）：“东街走到西（的）街（呀），不见这货郎（嗷好）来呀，不免我上（哪）大于（上）把这货郎找(呀)。”

从中便可看出彼时河津当地的日常城乡之间的商品交换靠的货郎的东西倒卖，不仅是货郎为此谋得了生存，城乡间的居民也为此方便了许多。同时，从中也可看出彼时交通还不是特别发达的时代，一方面城乡间的商品交换靠的是货郎叫卖，另一方面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河津当地人民的交通工具主要是依靠双腿。此外，《卖黄瓜》中卖瓜人和苟家女的唱段也是相似的例子。

第二，河津小花戏中体现着深刻的社会民俗内涵。社会民俗,亦称社会组织及制度民俗,指人们在特定条件下所结成的社会关系的惯制,它所涉及是从个人到家庭、家族、乡里、民族、国家乃至国际社会在结合交往过程中使用并传承的集体行为方式。

关于婚姻家庭的社会民俗，河津小花戏中有《没有老婆干着急》（生唱）的唱段这样描写道：“小伙子我今年二十（里）一，我没有老婆子干着急。”《爹娘见识浅》（旦唱）中也有表现此类民俗的：“二老（那）爹娘见识浅，将奴家许给了出门汉。”

将两位适婚年龄阶段的年轻男女关于爱情的心思刻画的生动逼真，深切的表现了河津彼时父母包办婚姻下青年男女的不满，展现了河津地方方物的社会民俗。此外还有描写关于学徒与其师父之间关系的社会民俗，如《兰桥会》中的《回家园》。

第三，河津小花戏中所体现出来的精神民俗内涵也是非常深刻的。精神民俗主要包括民间信仰、民间巫术、民间哲学伦理观念及民间艺术等。河津小花戏中《自本熬活》中有《自本担水好风流》（王三姐，旦唱）的唱段，如：

“二月二，龙抬头”，是河津、晋南民间普遍流传的节日。农历二月二是蛰龙升天的日子，民间认为在这一天剃头，会使人鸿运当头。民谚说“二月二剃龙头，一年都有精神头”，在山西，老百姓都习惯于在这一天理发。另外民间流传“正月剪头死舅舅”的说法，直到“二月二”才解禁。而这一天也往往要改善伙食，过了二月二，整个“过年”才算结束。此篇《自本熬活》中的这一唱段描写了二月二这一天的场面，“王三姐”又是“梳妆”又是上“高楼”，将河津当地人民对于“二月二，龙抬头”这一精神信仰展露无遗，深刻的表现了河津当地的精神民俗风物。

第四，河津小花戏中所体现出来的语言民俗内涵也是丰富多彩数不胜数的。河津小花戏是河津当地土生土长的地方小戏，来自于自编自演自创的当地人，河津小花戏如果不用当地的方言去演唱则大部分的韵味儿都会由此消失殆尽，因此河津小花戏中所用的河津方言的民俗是必不可少的。例如“的”和“得儿”的运用，河津语言风俗中一大特色，所有的“子”几乎都可以被称为“的”或者“得”，例如“堡子沟村”则被称之为“堡子（de）沟村（qun）”，例如前面所举的例子《货郎下乡》中河津方言的融入:“货郎子本姓（的）张呀，住在（了）张家（的）庄呀……下了(得儿）乡呀，下了(得儿）乡呀……且兰（得儿）布（哎呀）”

河津小花戏作为曾一度在当地盛极一时的民俗文化活动，它的社会功能与意义不可小觑,对于了解当地人民的历史与生活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目前国家大力提倡经济转型的环境之下，尤其是山西这样一个一度以资源型经济产业著称的省份，大力对势头低落的本地民俗文化整顿宣传，重振旗鼓，演绎出当地人民特有的地域民族特色，发展其地方特有的文化产业，不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