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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宪宗元宵行乐图》货郎形象再探

1966年，在江苏苏州虎丘乡新庄明墓中出土的《明宪宗元宵行乐图》卷（图1），是一件保存完好的绘画长卷，该卷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画卷绢本设色，纵36.6厘米，横630.6厘米，为明代宫廷画师所绘，完成于明宪宗成化年间。《明宪宗元宵行乐图》卷描绘明宪宗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于宫中张灯结彩欢度元宵的情景。卷前引首题“新年元宵行乐图”，后有赞词及序文，共41行，439字，署款“成化二十一年仲冬吉日”。

《明宪宗元宵行乐图》卷历来被认为是了解明代风俗、服饰、政治、绘画的珍贵资料。因此，不同学科的学者多有论及。朱敏曾对此图的画面内容、创作背景等历史信息作过较为详细的介绍和分析。[1，2]除此之外，有关服饰及名物研究，沈从文曾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对该图服饰及相关名物作了探讨，[3]672-675此后曾诚亦就图中所见皇帝、妃嫔、皇子、内侍等人的服制问题作专文探究。[4]51-67毕乙鑫则侧重于音乐史的角度，集中讨论了是图所呈现的声响内容以及由此反映出的明代元宵节的声音景观问题。[5]74-84林硕则从明代宫廷史的视角出发，探讨了《明宪宗元宵行乐图》卷反映出的宪宗热衷宫廷逸乐的深层原因，以及图中所折射出的成化时期的政治风气。[6]78-83此外，吴美凤还从图上所钤“西湖篆玉鉴赏”和“江宁程氏德耆述夔”二印入手，考证了该图的流传鉴藏问题。[7]29-31

本文则将研究视点聚焦于卷中的货郎图像。该卷中的货郎形象是现存难得的将货郎与其所处场景、环境状况进行描绘的图像材料，这对于美术史中长久以来讨论的关于货郎图与元宵节的关系问题，以及宋明两个时期货郎题材的流传、影响等问题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图像例证。

有关宋至明代《货郎图》的图像性质、意涵，黄小峰已在其研究中指出，明代宫廷《货郎图》与南宋《货郎图》当视作一个连续性的画题，《货郎图》题材实际上是宫廷元宵时节的节令绘画，其以政府组织的元宵大型庆典中“货郎”杂扮表演为蓝本，是特定时间与空间的绘画，而非现实风俗的简单再现。[8]扬之水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不同时代的《货郎图》仍各有时代特色，其中不仅记录生活细节，亦折射出不同的交织于节令风俗中的文学和艺术风貌。[9]两位作者均系对宋至明代货郎图像的综合性研究，并对图像的性质、含义和具体名物细节多有考证分析，为本文提供了重要而充分的研究基础。近年来所见其他学者研究尚未见有更进一步的推进。

上述学者的研究虽是对货郎图像的综合研究，《明宪宗元宵行乐图》自属于其中极其重要的一个图像材料，既借这幅画卷发现了货郎与元宵节令的重要关联，亦探讨了图中的货郎形象与宋至明代所见独幅《货郎图》之间的直接联系与传承关系。在此基础上，或可再对图中货郎形象做进一步的观察与分析，同时也可再对宋至明代货郎图像的性质、来源、传承关系、不同时代图像的区别等方面进行探讨。本文既尝试提出一些新的问题，比如，作为《货郎图》蓝本出处的“货郎杂扮”，究竟应该是什么身份、装扮和性质？所谓杂扮当如何理解？宋代和明代的货郎杂扮是否完全一致？再如，《明宪宗元宵行乐图》中的货郎图像，与宋至明代流传下来的独幅宫制《货郎图》是否完全一致，有何关联和区别？明代的货郎题材及图像样貌，又有哪些类别、特点和含义，以及《明宪宗元宵行乐图》中的货郎图像是否有其特殊性和艺术价值？本文希望对上述问题再作探讨。

一、宋代文献记载中的货郎形象

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要探讨的一个问题是：宋代文献中的货郎是怎样的性质和身份？关于货郎的文字记录，可在《武林旧事》有关宋代元宵庆典舞队中有所发现。通过文献资料可以大致了解到，南宋元宵庆典可谓举国欢庆，尤以首都临安为最，节庆期间各种舞队游行表演，明目达七十多项。据周密《武林旧事》卷二“舞队”条记载：

大小全棚傀儡、查查鬼、贺丰年、兔吉、李大口、长瓠敛、吃遂、大憨、麻婆子、黄金杏、快活三娘、一脸膜、洞公嘴、河东子、王铁儿、夹棒、男女竹马、大小斫刀鲍老、子弟清音、诸国献宝、孙武子教女兵、四国朝、绯绿社、凤阮嵇琴、回阳丹、瓦盆鼓、乔三教、乔亲事、乔捉蛇、乔宅眷、乔师娘、地仙、教象、粗旦、快活三郎、瞎判官、沈承务、猫儿相公、细旦、黑遂、交椅、屏风、男女杵歌、交衮鲍老、女童清音、穿心国入贡、六国朝、遏云社、胡安女、扑蝴蝶、火药、焦锤架儿、乔迎酒、乔乐神、乔学堂、乔像生、独自乔、旱划船、装态、村田乐、踏橇、抱罗装鬼、十斋郎、刘衮、货郎、鼓板、扑旗、狮豹蛮牌、耍和尚、散钱行、打娇惜。[10]41-42

其中便有“货郎”舞队。王国维认为舞队乃指一种以人来表演故事的戏剧，①王国维书中主要提及舞队均装作种种人物，其中可能会有对于故事的表演，并与后来的戏剧、戏曲存在关联。详见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38-39.黄小峰则在王国维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