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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王堆漆器的文化价值

[提要]马王堆汉墓被誉为中华民族的地下文化宝库,西方人称之为东方的“庞贝城”。文化内涵非常丰富,大体概括为历史哲学文化、天文地理文化、饮食文化、服饰纹样文化、色彩图案文化等,涉及考古学、社会学、医学、美学、手工制造业等多学科。作为考古重要发现,出土的漆器是汉代漆器装饰的重要代表,其文化价值显著,主要体现在装饰语言的应用之中。本文从马王堆漆器的文化价值延伸至装饰语言的内在规律和外化表达,以探讨其装饰语言的特征和规律,为继承和发展中国具有八千多年历史的漆艺术提供参考和借鉴,以此凸显马王堆漆器的文化价值。

引言

马王堆汉墓的发现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增添了新的素材,展示了中国古代文化和艺术瑰宝。在多年的考古和研究工作中,马王堆汉墓的发现和研究极大促进了人们对中华文明内涵的了解和传承。其中墓室建筑、壁画艺术、生活配件等方面的发现,不仅让人们对中国古代的生产、生活、文化和社会风气等方面有了更深入的认知,也为文物保护、历史文化的研究与传承、文化旅游及其他方面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马王堆汉墓也成为了中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和研究。

长沙马王堆1、3号汉墓出土700多件漆器,数量之多、艺术水准之高令人惊叹,由此可见汉初的漆器文化之繁盛。汉代漆器是中国工艺美术史上的一大高峰,以至于产生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现象。陈直在《关于两汉的手工业》中说道:“两汉人对漆器的重视,比铜器要高几倍,器具之可以漆制的,无不做成漆器。”[1]据《盐铁论》记载:漆器乃汉代人“养生送终之具也”,汉代人在生活中和死后都要享用漆器,对漆器的普遍追捧造就了产业的兴盛,并从根本上推动了工艺技法的成熟与革新。汉代在继承战国的漆器工艺后又有很大的发展,产业规模颇为可观。其文化脉络也自战国发展而来,对楚地文化的承袭构成了其文化与装饰语言的主要特征,并兼容并蓄地吸收了其他文化,形成新的文化面貌与装饰形态。

得益于大漆优越的材料性能,这些漆器虽已深埋地下两千年,但出土依旧光洁如新、色彩绚丽。马王堆出土了漆制的鼎、匕、盒、壶、钫、卮、耳杯、盘、奁、案、几和屏风等漆器[2](P.51),既有生活所用的实用器,也有墓葬器,虽功能有所不同,但文化内涵高度统一。

在战国时期,长沙位于楚国地界内,秦朝时期叫作长沙郡,汉初长沙王的封国也位于此。汉楚本为一家,且秦朝统治极为短暂,对楚文化的面貌没有太多的影响,故此汉初文化与楚文化有着很高的重合性。秦汉时期的思想与文化融合却也得益于秦的大一统,增强了各地之间的联系,楚文化也就此吸收了中原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等外来文化,融合到自身的文化之中。

楚文化浪漫且神秘,想象力极为丰富,楚巫文化是楚文化的底色,因此楚地装饰中对神灵、神兽、永生等题材多有涉猎。汉初在楚文化的影响下,加之对道教的崇拜,由此在漆器上形成了诸多神怪形象、升仙场景等装饰内容,这些文化在墓葬器的功能追求中也得以体现。虽从楚到汉经历了秦朝的统治,但由于秦政权存在的时间太短,对楚文化到汉文化的延续没有造成明显的改变。从马王堆漆器装饰中可领略汉初的审美,从实用漆器的功能中还原汉代生活图景,并从墓葬品的图案中探寻汉朝的墓葬文化与死后转生、升仙和追求永生的一系列幻想世界,是研究汉代文化、生活、观念的重要文物。马王堆漆器的墓葬品还包含棺、椁、木俑以及漆兵器等,品类很广。从漆胎来看,材质除木以外,夹纻胎的运用已十分成熟,造就了许多轻巧精美的漆器。从功能上看,礼教与祭祀作用减弱,实用性增强,这是汉代与从对前朝漆器的传承中,根据时代变化创新的设计。“古长沙国的艺术和生活”展览中展出的双层九子漆奁、漆钟、漆钫等均为先秦墓葬所未见的新品类[3]。

汉高祖五年设立长沙国,定都于临湘,长沙首次成为诸侯国的都城。在建立都城之前,长沙在稳定的政治环境下营造了较好的经商环境,各地商人与手工业者来往于此,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漆器取材珍贵、工巧时长,卖价不低,漆器产业的繁荣与否可以映射出当时社会经济状况。尤其是私营漆器作坊的存在也证明了此时漆器市场广阔,消费能力强,足可见该地区经济发达。其次,漆器带有很高的审美与文化属性,漆器市场的繁荣也反映出精神与文化的高度。经济是文化繁荣的重要基石。从这些现象来看,长沙的文化与经济之繁盛可见一斑。另外,根据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与“漆”有关的记载,当时的漆工崇拜“漆王”[4],也从侧面印证了长沙漆器产业非常兴旺。

一、文献综述

国内对马王堆的研究分布于帛书、帛画、漆器、图式、墓葬文化等方向,其中对漆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与艺术两个角度。

其中,以文化研究类数量最多,主要是概述马王堆文物的出土情况,记录并描述其造型、纹饰或功能,以此对汉朝的生活与墓葬文化进行文史、考古、社会学等方面的研究。例如:陈建明、聂菲主编的《马王堆汉墓漆器整理与研究》,分三册详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