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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题报告

（2015届）

论《儒林外史》中的儒商形象

——以庄濯江为例

学院

中国语言文化学院

专业

汉语言文学

班级

1101

学号

0704110128

学生姓名

许柳倩

指导教师

贾娟

日期

2014.11.25

一、选题的背景与意义（介绍国内外有关本课题的研究情况及其不足，说明本选题的意义）：

（一）选题的背景：

文学中最早的商人形象，可追溯至先秦时期，《诗经·邶风·氓》中就有“蚩蚩”，“抱布贸丝”的氓的形象，然而氓只是貌似忠厚老实，实则是个人人唾弃的负心汉形象。直至魏晋南北朝，商业元素在文学中的发展一直是步履蹒跚。到了唐宋元三朝，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繁荣，人们逐渐发现商业的不可或缺性于是传统的“重本抑末”观念开始解冻。但是，由于传统“本末论”的根深蒂固，思想解冻仅限于少数人，充其量只能算作冰山一角，商业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商人的价值观及其商业行为并未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认同。文学家受“重义轻利”观念的浸淫，耻于言利，因此，文学作品中表现商业活动的内容少之又少，即便有，也多是抱着批判的态度，以嘲弄的眼光看待商人及其商业行为。其后，“四民论”、“商贾末业”论的滋生，以及历朝历代律令中种种限制商业、打击商人的条例的制定，更使社会上贱商风气盛行不辍。其间虽然有司马迁作《货殖列传》为商贾张目，其文对陶朱(即范蠡)、子贡、白圭等名商巨贾不吝溢美之辞，其中也可看到当时商业发展的蓬勃之势，但毕竟不是主流。

明清时代，商业和手工业迅速发达，社会经济发展的也发展很快，出现了一些描写社会生活真实写照的小说，并且商人成为这些小说中一个重要的角色。然而，自古以来，商人在文学作品中的象形都不好，即便是在明清时期也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明清小说里，有不少的商人是以丑恶的嘴脸出现在书中。比如《金瓶梅》中的西门庆，他结党营私，勾结权贵，勾引有夫之妇，书中将他描述成一个十恶不赦的淫棍，过着奢靡腐败的生活。文人的轻商观念在元杂剧中的婚恋模式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关汉卿的《救风尘》，王实甫的《贩茶船》，马致远的《青衫泪》这类作品几乎无一例外地对商人加以轻蔑或侮辱。这一形象是中国古代绝大多数文学作品中的商人形象。明清后期，商人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都显示出这个阶层对社会的作用和影响，在世人面前逐渐树立起一种新的形象，使得世人不得不刮目相看，改变过去轻商的传统观念。

士林本是传统地位中最显赫的群体，以天下为己任，有着强烈的参政意识，能以道德严格要求自己从而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士的形象。但是，明清时候，政治空前黑暗专制，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伦理道德与传统悖离。这对士人的心理造成剧烈的震撼。经历了最初的心理危机，“士至于道”的信念失去支撑，压制人的科举制使得士林学习风气不足。士林之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弃儒从商之风浸盛。正如时人归有光所感慨的那样“今为学者其好，则贾而已；而为贾者，独为学者之好。”不过这种“士”与“商”渗透、融合的方式，却并非简单划一而是多元化与多样性的，其社会意义与影响也不尽相同。

竟陵文派首领钟惺指出：“货殖非小道也，经权取舍，择人任时，管、商之才，黄、老之学，于是乎在。”他将商业家与管仲、商秧和老子等赫赫有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相提并论，认为其才与学有相通之处，这也是与传统轻商观念相对立的思想。人对选择何种职业，是业儒还是从商，变得灵活多了。获得科第功名固然是令人艳羡，倘若落第，转而弃儒经商，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科场仕途的路毕竟是狭窄的，与其兀兀穷年死啃八股，到头来仕进仍旧无望，倒还不如去经商挣钱，不仅可以养家活口发财致富还不用受尽官场的黑暗。各人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业儒还是服贾。对于职业，不要看得太死，不要厚此薄彼。业儒服贾，各听其便。儒贾也可沟通，商贾也可“修好其行”，是为“贾而儒行者也”。在经商风气盛行的地区，人们甚至把商贾看得比科第更重，连有些绪绅之家也是如此。比如苏州，“绪绅士夫多以货殖为急”，又如徽州，“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产，科第反在次着”，“故虽士大夫之家，皆以商贾游于四方。”由此可见，社会正在进步，越来越多的士林不把读书当成唯一的出路，选择从商。

《儒林外史》中也就出现了一批士林商人，越来越多士林见识到了官场的腐败社会的黑暗，因而他们不愿死啃八股文把仕途当成唯一的出路，从而选择弃儒从商。

（二）选题的意义

《儒林外史》是我国清代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的长篇讽刺小说，描写了封建社会后期知识分子以及官绅的活动和精神面貌。

对于《儒林外史》，更多的人把研究的方向放在它的讽刺艺术上或者是吴敬梓的的价值取向。对于书中的人物，人们的目光集中在儒林。在这本书中还活跃着一批商人，他们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整本书中的商人大致可分为五种类型。全书的故事情节贯穿了一个中心，就是反对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