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小刚：睨读《中庸》.doc

睨读《中庸》

——对《中庸》首章的现象学读解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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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小刚

（同济大学哲学与社会学系副教授）

导论

“睨读《中庸》”这个看起来不无怪异的题目来自于极为平庸的日常经验：行道的经验。即使沉思中的漫步，或者一边与朋友交谈一边走路，我们都不曾偏离道路，虽然在此行道过程中我们似乎从来不需要“看着路”。但是，如果不是经验丰富的盲人——即使盲人在行道的时候，也仍然不是把他们全部的触觉、听觉和方位感觉都集中在道路本身之上，而是在他们的行走中仍然会别有它顾——，那么我们就会立刻误入歧途、撞上障碍物乃至掉入阴沟。可见，似乎在没有看路的时候，我们仍然是在看着路的；而似乎在看着路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没有看路的。似乎，恰是这个看与不看之间的“似乎”在有意无意地照看着我们的行道和看路，以及伴随着行道过程的每一丝微细的沉思、交谈和纷至沓来的远虑近忧……似乎，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似乎”的照看，我们从“主体”方面出发的任何照看和行道都不再可能。

这样一种日常到可以被称为平庸的经验，曾经在尧嘱咐于舜的诫命中第一次得到过异乎寻常的表达：“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书·大禹谟》）“人心”，根据先秦用语的习惯，在这里特指与“天”或“道”相对的专属于“人”的意识之心。人心以其能自用而可为“万虑之主”（孔颖达：《礼记正义》），然而同时也正因此而可能是“危而不安的”。在危而不安的人心思虑之中，“道心”或在行道之中无心地照看着道路的那种眼光于是变得微而难明。因此，为了重新赢得这种无心的眼光对于行道活动——在《大禹谟》的语境中，这特别是指行政道于天下的天子之事——的似乎地照拂，而拒绝把政治降低为纯粹出于人心匠运的“谋”（《大禹谟》），那么就应该谨守“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诫命。而“惟精惟一”决非集中注意力的意必固我的或“从主体出发的”审观和凝视，而恰恰是那种“百姓日用而不知”（《易·系辞上》）的“似乎”的照看。这种照看方式在这里被称为“允执厥中”。这四句话合在一起，我们也许可以说：这条古老的诫命本身，也许就是对似乎之照看的似乎地照看。从这次远古的照看开始，便有一种看护着这种看护方式的目光——这被称为“仁”——以及在这种目光的看护之下的道路履行方式——这被称为“道”——在一种被称为“仁道”的思想和生活中得到了看护。

《中庸》这篇相传为孔子之孙子思写作的经典文本，便是在这种看护眼光之下的一次对于仁道的照看。在这篇经典文本中，那种道路履行的方式被称为“修道”，而那种在道路的履行中对于道路的似乎地照看则被生动地称为“睨”。“睨读《中庸》”，我们的题目本身即是直接来自于《中庸》的文句：“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睨”，这个在文中并不起眼的字眼——它的不起眼恰如这篇文章所要照看的事情，即中庸或不起眼的照看，那样不起眼——被我们多少有点随意地借用来作为题眼，以便悄悄地照拂我们对于这篇经典文本的睨读，或一边行道一边进行的似乎地阅读。这种阅读方式不允许我们采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习用的做法，即把经典文本当作与我们的道路行走活动毫无关系的“研究对象”从而“客观地对之进行研究”，而是必须在我们日常不息的道路履行中睨视那条在此“经典”——“经（典）”岂不就是“道（路）”？——文本中所展开的道路。因此，在我们的阅读中，有些东西可能不像在客观的、对象性的、完全摊开在眼前的研究中那样看得太过清楚，而是“显得好像有点远”，并且以这种“显得好像有点远”的方式达到对于切身之物——在这里尤其是指“道路”、“柯”或“法则”（《尔雅·释诂》：柯，法也）——的“睨而视之，犹以为远”的切近。于是，“行道而睨道”，那条在经典中通过古人的书写所展开的道路，也许会在我们对经典的重新书写中重新开端，重新延展，兴而发之，比而行之，在与经典道路的比兴和睨视中走出一条似乎崭新的道路。

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这是《中庸》文本开头的三句。这三句话是一个垂示，犹如凤鸟衔至黄帝窗前的“五始之文”（参《春秋纬》），乃是一种瞬间绽现的文采。它是怎么来的，简直无从知晓。我们只知道——而且作为文化的受教者，我们确曾只是如此知道——从一种与此三句垂示相逆的方向，自“教”而“修道”，自“修道”而“率性”，自“率性”而知“天命”，而且究其终极也不过是“知”天命。而在此三句垂示的开头却是突兀的“天命”，只是“天命”，无“知”的天命，仿佛这三句话本身就是“天命”之文。

“天何言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天本无言，天本无文。文言是在天之命达过程中垂示的文-象或文-面。“天命之谓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