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华文化的枢纽蜕变：由商朝的鬼神信仰到周朝的人文精神.docx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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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华文化的枢纽蜕变

由商朝的鬼神信仰到周朝的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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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人类四大文明的角度来检视，不难发现中华文化最早由鬼神信仰发展出人文精神，这个枢纽蜕变来自夷夏两大部族文化的长期冲突与融合。夷夏两种文化自新石器时期即可看出不同的发展倾向，并常通过激烈的军事冲突确立彼此共主与宾服的关系。商朝的族裔源头与文化传承都承接于东夷部族，鬼神信仰对东夷人生活具有主导性的意义，其最崇敬的至高神就是上帝。商朝统治阶层深信自身天命来自上帝的授权，而周王朝通过不懈的奋斗灭亡商朝的事实裂解了长年被普遍认同的“血统天命观”，开启了特有的“德性天命观”。周建国初期，统治阶层对于天命的确保就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这使得从商朝的亡国到周朝的立国，不止是王朝的更迭交替，更反映出中华文化的枢纽蜕变。周文化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源头，其表现就在人们尽管依然有天命的信仰，却不再迷信鬼神，更相信人自身的奋勉与否，才是任何事情成败的关键因素，中华文化的理性化历程由此展开。

关键词：人文精神鬼神信仰德性天命观血统天命观理性化历程

K203：A：1000-8705（2016）04-32-40

一、前言：夷夏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在秦灭六国前，整个中国的格局是夷夏作为东西两大文化正在激烈冲突与融合的格局，在秦灭六国后，这个格局才开始转向成南北两大文化格局，然而不论是东西格局或南北格局，基本架构就是生活在中国的各部族，长年从事着农业与畜牧（或渔猎）这两种不同的生活型态的资源争夺，并最终在不同时间点获致和解共生。我们从神话与考古的对照得知，夷与夏这两种文化自新石器时期即有不同的发展倾向，彼此亦常会爆发激烈的军事冲突，夷夏间的关系其实并不难理解，就是藉由战争确立谁是共主与谁得宾服。不过，目前尚属传说时期（并未有精确的文字纪录）的夏朝，没有直接证据显示其统治过山东的东夷族，然而我们却在山东发现大量的商王朝曾在这里活动的痕迹，商人与东夷人颇有深厚的渊源，尤其各种文献都显示商人与东夷人有直接的血缘关系。商朝始祖契最早居于山东，商族应该确由少皞部落发展出去，其后蔚为大族，由独立建国到独立改朝，而少皞部落就是东夷族里最有名的“鸟夷”，且一直世居于山东1。我们由后来周人对商人常称做“夷”，同样可看出商人出自东夷人的系统。譬如《左传·昭公二十四年》记说：“大誓”曰：‘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余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兴也1。”《逸周书·明堂》则说：“周公相武王以伐纣夷，定天下2。”显然由“纣有亿兆夷人”与“纣夷”的混同使用可知商人与夷人确有直接关系，故被当日时人视作一体来指称。

商人与东夷人彼此紧密的关系，不只体现在他们有着相同的生活风俗（如游牧渔猎或杀人殉葬），更体现在长期生活范围的重迭性，这包括商王室的子孙在现在山东省建立约七个国家，其间同时住着东夷人。但，商人既已由东夷族独立扩充发展出去，其与东夷的关系不论就部落对部落或宗主对臣属的角色，都不可能会完全处于和谐毫无矛盾的状态。传至第十任商王仲丁，东夷里的蓝夷部落叛变，王朝未能有效弭平，此后夷人对商王朝就叛服不一，如此持续三百余年的光景，当商朝最后一任（第三十任）商王帝辛（纣王）因统治失措且无当，招致东夷的彻底叛离，帝辛率兵消弭东夷叛变，但，因消耗过巨，国内空虚且民怨沸腾不已，这就给周武王偷袭进取的机会，因此，商朝的灭亡与其说是灭于外面的周人，不如说是灭于自家的夷人3。

周族属于黄帝民族因聚落扩大而独立划分出的支部落，黄帝民族即是夏族的前身，有文献显示夏朝的创立者禹为黄帝玄孙，如《史记·夏本纪》说：“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4。”意即夏族亦属于因聚落扩大独立划出的支部落，甚至逐渐取替黄帝，成为西方农业民族的新领导者，故而周族属于诸夏部落集团的成员，周族自称出自于夏，可能经过“文化改宗”的历程，这个现象甚至包括黄帝部落本身原本都不是农业民族，由于夏族独立出去且改为农耕，政治统治能量越来越强大，大部的黄帝部落就开始归顺于夏，成为诸夏部落，剩余的某些黄帝部落则继续过着游牧生活，这就是“戎”与“狄”的源头。因此，同样是游牧民族，蛮与夷是一个系统（姑且称作甲系统），戎与狄是一个系统（姑且称作乙系统），这是最早在中国生活的两大类游牧民族，本来乙系统里的黄帝部落打败炎帝部落（这是最早期的农业民族），并打败蛮夷系统里的蚩尤部落，成为全部农牧民族的共主，由于统治得当，因此包括甲系统的东夷人都忠诚归顺，长期视作游牧民族的领袖，“黄帝”这个名号甚至成为东夷人的精神象征，后来乙系统里率先出现开始过农业生活的夏族，致使黄帝部落式微，文化就逐渐转型成夷夏冲突与融合的格局。

夏族与周族有着相同的文化背景，周人常自称为“夏”，把自己视为夏文化的继承者，譬如《尚书·康诰》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