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昌忠：关于西方哲学范畴Being及其汉译.doc

Being始终是西方存在论(ontology)的核心范畴,实际上是整个西方哲学的基础。研究它,引出正确的理解,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值得注意的是,对这个范畴的探究在汉语学界长期在某种程度上纠缠于“存在”和“是”两个译名之争,这不免失诸舍本逐末。确切说来,把Being汉译为“存在”或系词“是”,实为把Being理解为“存在”或“是”。同时,对于这个术语的译述来说,中西方语言和思维习惯的差异也没有什么干系。问题的关键在于应把Being放到西方哲学的学理历史与境中去审视,由此彰显其本义,汉译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一、Being这个哲学范畴

巴门尼德最早提出这个哲学范畴。这是对始于泰勒斯的自然哲学发展的一个根本性突破,把认识问题的探索引上存在论轨道。巴门尼德之前,这条路线一直致力于把捉自然认识的对象,其成就是提出:认识的对象即万物变化中不变的东西,是物质本原“始基”。巴门尼德倡言,这不变的东西是Being,取义“存在”。他表明,Being是万物的根本属性即形而上属性,是现实地充实的空间的功能。尽管Being仍不脱质料性,但比诸“始基”已属超越,尤其因为他强调,同感觉之与存在物变化关联相对待,Being乃同思维相关联。从此之后,一直到当代,对Being的追问始终是存在论的核心问题。

如果说巴门尼德是存在论的发动者,则奠基者便是柏拉图。存在着的自然物以其千变万化的现象呈现于人面前,要认识它们,获取关于它们的知识,泰勒斯告诉人们,这就是要把捉不变的东西;巴门尼德说,这东西正是存在物的Being,而Being在于以质料充实空间。柏拉图表明,万物的Being在于其作为类的“理式”(“理念”),即形式或共相。这样,他使存在论真正把握到了那超越的不变的东西,即超越感性质料的形式。Being作为超越的形式,才构成存在论的真正基础。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存在论的完成者。现在考量他对Being的看法,以及如何由此走向存在论。首先,他把哲学和科学区分开来,提出存在论是关于“作为Being的Being”的学问,而科学研究具体的经验事物的Being。他明确地界定哲学的任务是为科学确定和建构认识的对象和方法。不妨说,他把柏拉图的理式论纳入到这条“哲学-科学”的路线,同时极大地丰富之,使之精致化。他自觉地把存在论规定为关于“作为Being的Being”的学问。他怎么看Being呢?存在物的Being在于sub2stance(本体)。他提出,问事物的Being之意义,首要的是问事物是“什么”,而事物就是substance。这样,在他看来,说事物的Being,就是说事物的substance。他表明,事物还有“性质”等其他九种Being,但它们不若substance之独立自在,而是依附于substance的派生的Being。这样,亚里士多德把柏拉图的作为“理式”的Being展开为“substance-性质”的结构。随着他把目光从Being本身过渡到substance,他的存在论就成为关于这结构的学说,它形而上地为科学建构了认识对象。

海德格尔以对于Being的新洞见引发了西方哲学对于柏拉图主义的“转型”。他的存在论恰恰转而进一步彰显Being之为“存在”这个本义。这里择其要者说明两点。首先,他表明,应当区分开dasSein(Being)和dasSeiende(beings)(存在者)。传统存在论追问dasSeiende,却把dasSein遗忘掉了。它的问题是“为什么dasSeiende存在”,而海德格尔认为,存在论的基本问题应当是“为什么dasSeiende存在而无反倒不存在”。传统存在论是把dasSein问题换成dasSeiende问题,甚至导致遗忘了“dasSein本身被遗忘”这件事。对“无为什么不存在”的追问才让人回复到对dasSein本身的追问,因为那样的话就不会直接只追问现成的dasSeiende,而先要追问dasSein本身。原来,dasSein可取“在场”或“无蔽”状态或者“不在场”或“遮蔽”状态之义,“无”正是对应于后一种状态。所谓dasSein,乃是显现,是从隐到显,是源始现象的开显。其次,海德格尔表明,dasSein是人以理智直观即胡塞尔所说的“本质直观”去对接的对象。这种直观是对象化的行为,不是主体的反思。同样,dasSein也是行为,而这范畴是对行为的把捉,不是概念推导的产物。

现在可以明白,巴门尼德乃提出estin(itis)(存在物存在)的问题,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把目光投向“存在着的存在者”。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