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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主体视角下近代苏州城隍信仰的变迁（1840—1937）

摘要：在中国古代，城隍信仰在苏州地方社会占据着重要地位。但自近代以来，苏州地方社会的行为主体对城隍信仰的态度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具体而言，政权对城隍信仰从利用到摒弃，士绅从奉行到保护，而民众始终坚守。受行为主体态度变化的影响，作为崇拜对象的城隍神，信仰群体从广泛逐渐转为狭窄。作为象征实体的城隍庙，亦从官民共享的空间转为民间独享的空间。

关键词：行为主体近代苏州城隍信仰变迁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隍信仰亦在其列。学界既有研究多侧重于近代城隍信仰在城市空间[1-3]、基层政治领域[4-5]中的演变过程，而较少从行为主体的视角进行分析。仅见高万桑（VincentGoossaert）梳理了城隍庙管理和运作中发挥作用的各种角色，并讨论了他们在太平天国运动、民国建立影响下相互之间权力平衡的改变情况。[6]然因高万桑所论试图勾勒出整个中国城隍庙的演进趋势，故未能反映苏州城隍庙（本文所论苏州，指清代长洲县、元和县和吴县的地域范围。1912年，长洲县、元和县并入吴县。苏州城隍庙，指苏州府县级城隍庙，即苏州府、长洲县、元和县和吴县城隍庙）变迁的特殊性。有鉴于此，本文拟基于行为主体的视角，考察近代苏州城隍信仰的变迁，并揭示其特殊性，进而丰富学界对近代城隍信仰变迁的认知。

一、从利用到摒弃：政权对苏州城隍信仰的态度

晚清政府时期，政权利用城隍信仰，向地方社会渗透。政权围绕苏州城隍信仰开展的活动，大致有三类。首先是祭祀城隍神。官员对城隍神的祭祀，可以分为固定和临时两种形态。[7]固定的形态，指祭祀时间固定。一年之中，官员在三个固定的时间点祭祀城隍神。一是每月朔望。“凡在守土官……朔望必躬谒祠下。”[8]二是“三节”，即清明、七月半和十月朝。每年这三天，官员迎请城隍神赴厉坛祭祀“无祀鬼神”，并有出巡活动，俗称“三节会”。“郡厉坛，在虎邱山右旁……清明、中元、十月朔以舆从迎府县城隍神至，读钦祭文，祭图郡无祀鬼神，由府主祭，附郭三县陪祀。”[9]三是城隍诞辰。如每年五月十七日为元和县城隍诞辰，官员前往致祭。“五月十七日，辰间，以城隍诞祭，亲诣行礼。”[10]而临时的形态，指祭祀时间不固定。官员在上任、离任和瘟疫、战争、自然灾害发生时，需临时祭祀城隍神。

其次是赐封城隍神。当瘟疫、战争和自然灾害发生时，官员会祭祀城隍神，祈求消灾免难。在祈求有应后，官员奏请皇帝对城隍神赐封。如光绪十二年（1886）五月，苏州发生水灾。苏州府知府魁元祭祀城隍神，祈求神明使天放晴。在祈晴有应后，魁元请求江苏巡抚崧骏上奏光绪帝，赐封城隍神。光绪帝批准了崧骏的奏请，“颁江苏苏州府城隍庙扁额，曰‘崇台保护，并敕封曰‘沛泽。长洲县城隍庙扁额，曰‘茂苑垂慈，并敕封曰‘灵应。元和县城隍庙扁额，曰‘绣壤敷仁，并敕封曰‘保民。吴县城隍庙扁额，曰‘胥山永固，并敕封曰‘绥猷”[11]。

再次是维护城隍庙。城隍庙作为城隍神的栖息地，自然由官方维护。如同治六年（1867），长洲县知县蒯德模重建了毁于庚申之劫的长洲县城隍庙。他在《重建城隍庙记》中表示，修葺城隍庙是他的职责所在。“德模之来此，暂借民房以为临涖所，而与守土之官分治幽明者，曾无一椽完整栖息神灵，即百姓之春祈秋报亦无所凭依，以纾诚敬。民其谓我何？神其谓我何？则非德模之责而谁责哉？于是量材度工，可修者修之，已缺者补之。”[12]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官方摒弃了城隍信仰，“前清祀典所载，凡涉于迷信者，应行废止”[13]。取而代之的北洋政府亦继承了这一政策，“祈福、禳祸及后世所谓护国佑民诸神，徒启国民奢求倖获之心，而无裨于恐惧修省之实，当与淫祀杂祀一切删除”[14]。但是，中央政府摒弃城隍信仰的政令在地方未得到完全贯彻。官员围绕城隍信仰开展的活动，还有两类。一是祭祀城隍神。官员对城隍神的祭祀，仅限于在自然灾害发生时。如1926年5月，苏州发生旱灾，吴县张知事在苏州府城隍庙设坛祈雨，并“每日早晚两次，率属诣坛虔诚拈香”[15]。二是酬谢城隍神。如1926年8月8日，官员为了表达对城隍神使天降雨的谢意，特制了“沛泽人寰”的匾额，悬挂于苏州府城隍庙。[16]此時官员祭祀和酬谢城隍神，属于应对自然灾害的临时之举，并只是最低限度的参与。[17]不过，对于地方社会迎请城隍神出会，官员则是严令禁止。如1926年9月，苏州府城隍庙住持徐冠如等人以驱瘟为由，拟组织府县城隍解饷会。苏州警察厅李厅长听闻后，训令各区署长“所有解饷会、巡境会、清导子会，应一概制止，以免淆惑而重地方”[18]。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央和地方都摒弃了城隍信仰，并取缔了一切活动。1928年11月，内政部颁发了《神祠存废标准》，将城隍庙归入取缔类。“在科学昌明时代，城隍实在无存在之必要。”[19]在该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