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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货币政策更独立

张建梁

2007年8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我国以最少的时滞，推出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体现出政策性优势，当国际上其它很多国家深陷其中，我国率先从金融危机的泥潭中脱身而出，我们成功的维持了产出，增加了就业，稳定了汇率。但随之而来，人民币升值的压力，CPI不断的上升，至2011年3月CPI创出了32个月来的新高，同比上涨5.5%，通涨考验着决策层的调控能力和管理智慧。

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在我国历史上或世界经济史上还不能说是唯一。但在三十年中，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汇率和低通涨，不能不说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在中国经济成长过程中，货币总量和GDP之比率在三十年中不断的在下降，产生巨额的铸币税收入，使财政赤字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大量发行的货币却依然能使通涨控制在较低的位置，究其原因讨论最多的是货币深化和高储蓄率（不在本文讨论）。但对于当局而言，所谓的白用白不用，只要不通涨，对经济发展当然是正面的。但发行货币得到的铸币税并不是没有限度的，目前是否到了货币总量和CDP之比率的临界点，尚不清楚，但目前现实印证货币超发已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效果，中国特色的经济现象，尚无法走出“菲利普斯曲线”之门，也没有走出蒙代尔－弗莱民之“不可能三角”。

在“不可能三角”模型中，汇率稳定、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三项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在金融危机后宽松的货币政策框架下，我国继续实行以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维持本币低估，造成我国的经常项目顺差不断增加，同样升值预期也使外汇大量流入，积累起巨额的外汇储备，同时，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也积累起更大的负债。外汇在国内结算成人民币，由此形成基础货币，通过货币乘数效应，制造出更多的货币。实际上是为保护了出口，却放弃了独立的货币政策。当前我国的物价上涨之源在货币超发，货币超发之源在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让位于汇率政策而造成货币被增长。

大量的货币在国内市场上，形成过多的货币追诼一定商品的现象，物价开始上升，通涨的预期效应显现。随着物价的上涨，就业者的购买力反而下降了，就业者要求更高的工资。企业为使在未来的通货膨涨中免受损失，增加上游原料的囤货。物价管理部门通过行政约谈等道义劝导干预物价打击囤货，来控制物价上涨，结果当然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不足以取得根本性效果。物价上涨引起的国内经济结构失衡。土地房价的上涨，并由此引发和激化当前国内一系列社会矛盾。而企业最终会因为劳动力成本太高而失去扩大经营的动力，

本币低估短期内可增加出口，降低失业率，增加产出，但当资源无法满足经济扩张，经济超过潜在产出时，最终会影响到本国经济和民生。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二者取其轻，应该让汇率有更大的调整空间，长期中“比较优势效应”的存在，汇率政策不会使一国更富足，如果可以，那么，穷国只要汇率低估就可以提高该国富裕程度了。

如果决策层担心经济减速，要持续维持当前产出、就业和汇率的稳定，反而会制造出更大的通货膨涨，最终会影响到税制体系，价格体系，社会养老保障体系，造成财富再分配，债务扭曲等诸多负面影响，带来的社会问题也会比主动调控的结果要多的多，从而使经济付出更加沉痛的代价。最终产出会回到潜在产出，失业率会回到自然失业率的水平上，但这种经济的调整却需要很常一个过程来实现。

菲利普斯曲线的二头，一头连着通涨率，一头连着失业率。当需要降低通货膨涨时就必需接受失业率的上升，但对于失业率的数据，最权威的当属统计部门，如果失业率数据失真，就会使宏观政策不能正确制定，或出现时滞，甚至如占星术一样。金融危机后，我国实行一系列宽松经济政策的刺激，经济持续回暧，在2010年春节过后，我国沿海出现了大面积的用工荒，经济超出潜在的产出，而制定的政策是以刺激就业作为纲，结果是失业率降到自然失业率之下。通货膨涨自然会开始抬头。

当前的通涨包括工资拉动型通涨，投资推动型通涨，及输入型通涨，但不可否认都与货币超发有密切关系，而国际大宗商品的上涨，很大一部分存在着中国因素。

在国际背景下，美联储继续实施其宽松的货币政策，当前美国失业率尚在自然失业率以上，宽松的货币政策所产生的世界性铸币税收入，对美国而言只需要很少的成本和代价。其次巨额外债对美国而言，维持其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应当更为有利，通涨在该国未出现全面抬头迹像前，相信短期内不会改变其现有政策。对于美联储而言，亚洲和欧州的从紧政策更为迫切，也为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留下了空间。

短期内人民币走强短期内会挫伤部份出口企业，却可以使更多国内企业注重国内市场，增加国内市场的总供给，降低国内物价。而本币升值后国内对外国商品的需求会增加，会传导到国际大众商品的价格，此时国内货币政策的作用就可以显现，从紧的货币政策可以有效控制总需求。而逆差的产生也有利于吸收国内市场过多的货币。因此，在政策的制定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