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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保护“文化物种”说起

厦门大学的彭兆荣教授，同时兼任中国人类学学会副秘书长，几年前他著写的《旅游人类学》一书，深度讨论了乡村文化旅游的问题。与我们一见面，他就开宗明义“现在我们文化物种的消失程度和速度远远高于生物物种。全球都在关注生物物种的消亡，而文化物种的消失却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带着这样的视角和忧患，他与我们做了一次涉及乡村旅游终极问题的访谈，这里摘录其中的一部分。

《人与生物圈》：乡村旅游，尤其是边远地区的民族村寨旅游的发展往往呈现出相悖性，来自城市的游客人群在追求乡村清洁的自然环境和异质文化的享受时，又带来标准化服务的需求，从而推广着城市化生活、同化着异文化。解体着乡村，使所追逐的旅游目的地变质和消失，您是怎样看待这一问题的？

彭兆荣：这个问题很好，确实存在着悖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就是乡村城镇化。城镇代表工业，乡村代表农业。这种价值取向和趋势我并不太悲观，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传统乡村和田园化的需求将得到提升。城市的压抑喧嚣会想让人们逃离，产生回归传统生活，传统乡村的心理需求。但是，我们也会告诉这些地方的百姓，如果你们改变你们本来的东西，就丧失了自己的旅游价值。

我更愿意从结构功能主义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因为有什么样的结构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功能。政府、商家、东道主、游客四个因素共同组成一个当代大众旅游的社会结构，在这个结构里，政府和资本起着主导作用，使得经济利益成为第一杠杆，游客只是一个替代物，表面上是满足他们的休闲，实际上他们是在用资本购买服务和消费，游客是偏向资本的，真正的弱势还是当地老百姓，他们完全被这一结构的主要因素带着走，是被动的，一定会发生上述矛盾状况。这是有全球化背景导致的问题，电影《阿凡达》讲的也是这个问题，这是个大的背景，我们解决不了。十几年前我也很悲观。我现在倒是觉得喜忧参半。因为这些年的情况有所好转，现在很开放，国际上一些新的理念进来以后慢慢会有所改善。

《人与生物圈》：乡村旅游遇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如何看待和界定村寨文化的产权?因为旅游被作为产业。而在市场的语境里产权是几乎一切问题的核心。但是，文化遗产被认为是人类共有的财产，这是否成为商家可乘之机，才出现目前村寨“门票经济”泛滥等文化被过度商业化的现象,而且使文化传承者和拥有者的利益遭到排斥？

彭兆荣：1972年以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处理各种遗产，包括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时，都遇到一个同样的问题，就是版权。现在国际上是将与遗产有关的权利放在人权和发展权的范畴之内的，分为文化的创造权，接受权、保护权，最终跟人权挂钩，不光是我们纯政治上的人权含义，而是首先要尊重他的人权然后才能尊重他的文化权利。这一整套是需要完整的体系和对应方略才能有效保护文化遗产。

最早是南美一个国家提出，把原住民的音乐舞蹈用在商业用途或拿到其他国家去演绎表演，美其名曰保护多元文化，实际是使用者受益了，创作者却没有任何收益。事实上,后来很多文化遗产《包括后来衍生出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的遗产，跟自然、生态建立产生出来的关系等能够被称作遗产的东西，都存在相同的问题，就是遗产创造和拥有者如何受益。这还不同于一般的知识产权。

在文化遗产的体系方面，世界许多国家有着自己的特点。日本的遗产保护是从民间发起和分类系统化的，法国是从公共知识分子中生发出来的。在日本，比如富士山脚下的一片湿地一直保护得很好，政府建议当地村民申遗，村民开会讨论之后拒绝了，理由就是如果申请成为遗产，游客太多就会破坏村庄的安宁生活和当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他们能够拒绝，就是因为日本的遗产保护是从民间做起来的，先是社区民间对文化产生强烈的保护意识，再得到官方层面的支持，形成独特的文化遗产的保持体系，最终原动力还是在民间，所以官方必须尊重民间的意见。

而中国，所有关于遗产的政策都是国家层面发动的。这样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行政权最大，现在的文化部就是主导遗产运动的最高层政府主管。特别是文革之后，经历了文化的大劫难，让这种保护的理念和系统从民间生发很困难，造成了中国政府主导的现状，这有一定的历史原因与合理性。但同时存在的就是无视原生草根利益、单纯的商业行为对民间、民众，遗产的创造者、持有者关照不到，甚至漠视，这也是政府主导所产生的最大问题。

同遗产一样，我们国家的旅游也是政府主导，最终是行政处决。政府和行政力量太大，肯定会影响到他们不可能100%考虑当地和民众利益。现今社会政府和资本起主导作用，官方主导政策和社会公权，投资商主导资金。当行政和资本的权利过大，让老百姓便处于失语状态，底层民众的权利是不可能得到根本性保障的。现在最大的受益者是投资商，其次是政府，最后是老百姓。所以我们评价